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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语言能力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特质战斗力

来源:光明日报 原作者:李苏鸣 原发布日期:2020-02-09 点击量:11

  所谓军事语言能力,是指根据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需求,国家和军队运用语言资源实施或保障军事活动的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和军事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队战斗力在语言应用方面的体现。

1.属性

  军事语言可以成为作战“武器”和特殊的战术技术手段直接用于作战行动,这一观点不但在当代军事语言研究中得到普遍认可,在古今中外作战实践中也有诸多战例可援。《六韬·龙韬·王翼》中曾记载:“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诡符节,谬号令,暗忽往来,出入若神。”这段话描述了古代作战行动中运用“伏鼓旗”,明确部队视听信号以统一指挥;制作假符节,发布虚假命令用以迷惑敌军等战法。在现代战争中,军事语言战法的运用更是普遍。以被广泛利用于战争的战地传单为例:据相关统计资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6个月,英法联军使用气球和飞机向德军投撒传单4730万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红军印制散发了27亿张传单,使用了20多个语种。在海湾战争中,美军对伊军战俘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伊军官兵看过美军传单的人数占98%,相信美军传单内容的人占80%。战地传单,这种简明便捷的话语成品,成为现代战争中应用极为广泛的语言“武器”,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军事语言能力是一种特质战斗力的观点,与战斗力要素理念完全相应。战斗力要素包括人、武器装备以及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军事语言能力也是如此。首先,军事语言是一种特殊的作战武器。作战侦察、作战动员、作战部署、作战指挥、作战通联、作战协同……每一个作战环节都离不开语言工具。在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中,语言甚至就是主战武器。其次,军事语言人才是武装集团的特殊力量。军事语言是重要的军事资源,是战斗力中类似于武器装备的因素,而掌握作战所需语言资源的人才队伍,则是战斗力中人的因素。最后,军事语言能力是人与语言的结合。语言资源的军事价值,主要体现于武装集团成员对语言的熟练掌握和有效运用。离开了熟练使用语言资源的人,语言的作战武器功能也无从体现。换言之,军事语言能力,就是能够熟练掌握各语种及其承载文化,用于实施或服务保障作战行动的人才队伍的能力。

2.特征

  军事语言能力作为一种特质战斗力,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对抗性。作战行动中,敌对双方的语言战行动都是针锋相对、互为对抗的。这也是军事语言作战功能的基本体现。英国著名宣传家坎贝尔·斯图尔特爵士认为:“当宣传是一种武器,并按其威力能够换取几个军旅时,便普遍地深受大家笑意相迎。”我军在抗美援朝期间,根据朝鲜民族传统,利用“8·15”朝鲜解放纪念日和中秋节,向李承晚伪军展开政治攻势,散发传单137万多份,对敌军产生了重大的心理毁伤效应。这种以话语成品为武器的军事语言作战行动,在朝鲜战争中大量出现,对抗尖锐,博弈激烈。

  二是软杀伤性。实施语言作战时,以语言符号为基本工具,利用与作战目的相符的话语成品所产生的特殊效应,实施舆论上、心理上、法律上和道义上、价值观上的攻势或守势。这种攻势或守势虽然不具硬杀伤性,但其综合效应不容轻视。1917年底,德国军事法庭曾公开审判4名英军飞行员,认为他们投撒的传单诬蔑和中伤了德国政府和军队,对德军的声誉和士气造成了重要的负面影响。在作战中,德军对英法军队的战地传单等话语成品的作战效应极为恐惧,勒令官兵上交英法军队投撒的传单,甚至花钱收购官兵和民众捡到的传单。

  三是体系性。语言战的体系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语言战是交战双方在舆论、心理、法律和道义、价值观等方面的体系对抗;其次,语言战的毁伤效应并不是直接体现在生命和肉体上,但其作战效应往往是全方位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认为,德国之所以战败,并非由于军事战略的失误,而是由于英国的语言炸弹摧毁了德国的战斗精神。

3.效应

  军事语言能力的战斗力效应直接体现于语言战的战法和效能之中。军事语言战法,是指运用军事语言手段直接实施或服务保障作战行动的方法。综观古今中外战争史,语言作战的战法应用丰富多彩,既有体现为攻势的语言战法,也有体现为守势的语言战法;既有用于公开宣示的语言战法,也有用于隐真示假的语言战法;既有旨在动员战力的语言战法,也有旨在心理攻势的语言战法,等等。这些语言战法充分体现了军事语言能力的战斗力效应。

  军事语言能力的守势效应,是在作战中应用军事语言实施防御性行动的综合效应。语言作战的防御性行动应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科学谋划运用语言手段实施守势中的情报侦搜、战场伪装、诱敌误判、抵御进犯等有效战法,为转入主动攻势创造有利条件。情报侦搜、研判是作战行动中语言手段应用的普遍功能,主要战法是对各类原始情报实施战场话语信息甄别,以达成准确判断敌情的目的。《孙子兵法·行军篇》中,多处形象地论述了如何通过分析战场环境中军事语言运用特点,准确研判作战态势。例如:“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意即:敌军措辞谦卑而同时却加紧战备的,是准备发动进攻;敌军措辞强硬而且又摆出进攻姿态的,是准备实施退却。在战争中,通过仿言拟语等手段实施战场伪装,以迷惑敌方的语言战法已被广泛应用。从实战情况看,语言伪装手段较多被用来对敌方和敌对国民众实施蛊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都采用了语言伪装的战法来迷惑敌对国。一些化名播音员都是谙熟对象国语言、特定方言及其表达方式的专家,他们在宣传中刻意使用对象国相关地区的浓重乡音,以富于地方特征的语音语调,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一时征服了成千上万人心。如主播“哈哈爵士”以牛津乡音历数粮价上涨、军需业获利、政府拒付战死者亲属抚恤金等情况,极力散布失败主义和德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使英国民间到处弥漫着悲观情绪,人民的斗志受到极大削弱。

  重言障目也是一种重要的语言谋略战法。“重言”本是一种修辞方式,是指通过重叠单字以加强描写效果,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里借用于指称重复使用虚构的话语成品以造成相互印证效果的语言战法。1941年初,日本决定偷袭珍珠港。为麻痹美军,日军运用重言障目的语言战法,一而再、再而三地抛出同一“示和”主题的话语。先是用9个月时间与美国反复谈判关于日美太平洋共同利益问题,又利用东条英机就任首相之机发表求和言论。这些同语反复的手段使美军统帅部形成了思维定式:日本是有诚意与美国和平共处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机群成功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毁灭性打击。

  军事语言能力的攻势效应,是在作战中应用军事语言实施进行性行动的综合效应。语言作战的进攻性行动较多地应用于战争中的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通过各种语言战法实现宣示战旨、威慑恫吓、策反攻心、瓦解离间等语言作战的攻势效应。从心理攻势功能看,以箴言诤语实施攻心,是战争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进攻性语言战法。1948年12月7日,国民党第85军23师被我军全歼一个整团。次日,该师师长黄子华接到刘伯承、陈毅的信件。信称:贵军现已粮弹两缺,内部混乱,四面受围,身临绝境……贵军覆没命运亦已注定,汝等又何必为蒋介石一人效忠,与人民为敌到底。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望三思之。10日,黄子华率残部向我军缴械投诚。喻言隐语暗示战法也常应用于对敌军的心理攻势。1941年德军建造了几十艘潜水艇并急于下水成军,需要紧急招收潜艇水兵。正当一些青年拟报名参加潜艇部队时,美国海军代号为OP-16-W的秘密部门,精心设计并向德国投送了这样的传单:潜艇被描绘成“钢铁棺材”,并附文字说明“潜水员危险、寿命短,长时期与外隔绝……”。这种语言暗示,动摇了许多拟参加潜艇部队的德国青年,德海军招募潜艇水兵的工作因此后延数月。利用虚言假语对敌方实施诋毁,也是一种语言战法。1918年春季,英军曾向全世界作过德国开设“尸体榨油厂”的宣传。这一虚构的话语,在英国国内以及协约国、中立国甚至敌国都产生了极大反响。受众自然地把肥皂制作工艺与德国的化学技术联系起来,把尸体成为肥皂制作原料与法西斯的残忍暴虐联系起来,虚构的话语很快收到了既定的宣传效果,甚至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仍然相信这就是事实。

  语言符号系统是战场信息的主要载体,战争中的制信息权也体现为先声夺人的制话语权。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表现为以军事语言为作战武器的语言战。在深入分析军事语言本体特点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信息化战争的需要,研究探索如何在信息化战争的全过程各领域中充分发挥军事语言的战斗力效用,积极营造军事话语优势,并将其有效转化为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这是军事语言学崭新课题和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