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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明: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
发布日期:2016-05-26 14:16:29   点击:

   (信息来源:语言战略研究 作者:李宇明 )

    人类生活之丰富多彩,可以从修饰“生活”的定语见其一斑。如“家庭生活、学校生活、工厂生活、机关生活、互联网生活”等,是用空间来框定生活;“学生生活、女兵生活、市民生活”等,是用身份来描述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娱乐生活”等,是用领域来限定生活;当然还可以用其他词语来摹状生活。“语言生活”像“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娱乐生活”等一样,是用领域来限定生活,是一种领域的社会生活。

    语言生活,有时又称“语文生活”“语言文字生活”等,大约在20世纪末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学术文献中,之后逐渐发展为中国语言规划的一个重要学术用语。特别是随着教育部、国家语委自2005年开始每年举办“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新闻发布会”,随着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十年编纂和英文版、韩文版的出版,“语言生活”已经成为中国语言规划的基础术语,并开始在海外产生影响。如果在百度中搜索“语言生活”,可以显示有近两百万的使用量,虽然这一数据并不十分准确,但也足可说明其影响力。正因“语言生活”这一术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力,有必要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语言生活”中的“语言”

    如何理解“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对于如何认识语言生活十分重要。

  (一)“语言生活”中的“语言”,也包括“文字”理论上说,文字是为记录口头语言而产生的,因文字而产生了书面语。口语和书面语都是语言,文字之于书面语,犹如语音之于口语,都是语言的物质载体,故而文字本应是语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本来比较清楚。但由于下面的原因,导致出现了文字学不属于语言学的观点:其一,多数汉字表音性质不显豁,而且许多汉字在结构上具有一定的理据,这些理据,使汉字似乎能够与客观事物和概念发生直接联系,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貌似疏远;其二,中国历来重视文字、典籍,文字学的研究早于语言学的研究,直到今日文字学仍具有相对独立性。其实,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与世界上其他的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应当是一致的。文字学也应当属于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故而,语言生活也应包括“文字生活”,亦即包括书面语生活。这就是在“语言生活、语文生活、语言文字生活”等术语中,笔者倾向于选用“语言生活”的原因。

   (二)“语言生活”中的“语言”,也包括语言知识语言(包括文字)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人类对语言、语言使用、语言发展演变等的认识,形成了语言学的各种知识,包括有关文字的各种知识。语言知识是人类科学的一部分,是对语言及其相关问题的理智认识。由于语言与人类社会、与社会成员的关系异常密切,语言知识不只属于专业领域,其中一部分还应当成为“公民常识”,进入基础教育,成为科普的内容。语言生活中,专业人士需要运用语言知识,如辞书编纂、外语教学、汉字键盘编码等;一般人的语言生活也或多或少地涉及语言知识,如问张三姓什么zh`ng,张三答“不是立早章,是弓长张”,便使用了文字的知识。语言知识在语言生活中,应有一定的地位。

   (三)“语言生活”中的“语言”,也包括语言技术对语言的产生、传递、接收、贮存、加工等各环节发挥作用的技术,可统称为语言技术。文字的创制是较早而影响巨大的语言技术。口语时代,语言主要使用声波这一媒介,人类的语言生理器官只是语音的“发音—听觉”器官。文字的产生和应用使人类进入书面语时代,语言具有了声波、光波两种媒介物,语言生理器官又发展出文字的“书写—识认”器官。特别是印刷术等文字处理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语言生活不仅需要两种生理器官的运动,而且还需要书写(印刷)、阅读、存运书籍的各种物理装备,于是就有了一定规模的语言产业。当电波也可以成为语言媒介物时,电话、电报、录音机、扩音机、广播、电影、电视、计算机网络等一系列语言技术及其产品应运而生,处理声、光两种媒介物的语言生理器官和处理声、光、电三种媒介物的语言物理装备,构成了当代人的“语言标配”。

    在网络新媒体产生之前,语言交际主要是“人—人”直接交际,语言技术主要由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员所掌握,一般人可以受其益但不必有其术。而今天,“人—机—人”的间接交际模式逐渐成为常态,键盘输入、文档制作、收发电子邮件、制放PPT、使用短信和微信等,成为人们的必备技能。21世纪的语言生活中,不管是专业语言生活还是大众语言生活,都不能忽视语言技术。

    综上所述,“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应做广义理解,不仅包括文字,也包括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

二、语言生活范畴

   1997年,李宇明曾两度定义“语言生活”这一新概念。在《语言保护刍议》中指出:“凡学习、运用和研究语言文字的各种活动,以及对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的各种应用,都属于语言生活的范畴。”在以眸子为笔名发表的《语言生活与精神文明》中指出:“运用和应用语言文字的各种社会活动和个人活动,可概称为‘语言生活’。说话、作文、命名、看书、听广播、做广告、语言教学等等,都属于语言生活范畴。”

   当时,对“语言生活”的认识还较为笼统,但把学习、运用和研究语言文字的各种活动,包括对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的各种应用,包括与之相关的个人活动和社会的集体活动,都纳入语言生活的范畴,在近20年后的今天看来,还是非常合适的。显然那时已经意识到,“语言运用”虽然是构成语言生活的主要内容,但仅此一个维度是不全面、不完满的;根据时代的发展,“语言学习”“语言研究”也应当成为语言生活的两个维度。

   “语言学习”的确是越来越重要的语言生活。在中国,不仅有一般的母语学习,还有方言区的普通话学习、少数民族的国家通用语言学习,还有几乎所有人都要面对的外语学习,以及盲、聋、自闭症等特殊人群的特殊语言学习。除了语言技能的学习之外,还有语言知识、语言艺术等的学习。在古代,语言学习主要是母语的自然习得,而今,语言学习是人人的、时时的甚至是终身的,因此语言学习已经是语言生活的重要内容。

   “语言研究”也是语言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语言研究与语言运用、语言学习的关系十分密切,它对语言运用、语言学习具有理论指导的学术责任,同时也需要从语言运用、语言学习的社会行为中发现学术课题,获取学术能量,标示存在价值。随着社会文化水平的提升和学术的社会化,学界与社会的沟通会更加频繁通畅,社会寻求学术指导的意愿将更加自觉,学界也会更加关注社会语言生活,努力解决语言生活中的问题。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语言研究已经不是语言学家的专利,语言问题已经成为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逻辑学、符号学、哲学、数学、信息科学等众多学科的关注对象,这些学科与语言学合作产生了许多交叉、边缘学科。严格地说,语言学已经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以研究语言问题为中心的学科群。研究语言的学科如此之多,影响如此之大,不能不将其纳入语言生活的范畴。

   1997年前后,我们也没有清晰思考“语言生活”中“语言”都包括哪些内容,但已明显感觉到,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也包括各种可应用的“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现在较为明确了,“语言”应包括“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知识、语言文字技术”三个方面,简称“语言、语言知识、语言技术”。运用、学习、研究三个维度与语言、语言知识、语言技术三个方面纵横交叉,便构成语言生活的九个范畴,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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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语言运用。语言运用是最为普遍、最为重要的语言生活,过去人们几乎把语言运用作为语言生活的全部。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几乎都需要语言的参与,亦即离不开语言的运用。人们的语言运用水平来自人的语言能力,包括口语能力和书面语力、单语能力和多语能力、一般交际能力和专业交际能力等。一般语言能力可以通过习得的方式获得,高级语言能力则必须借助于语言教育。

   2.语言知识的运用。语言知识的“运用”也可以说成语言知识的“应用”,“运用”与“应用”有其异同,本文使用“运用”主要是便于与“语言运用、语言技术运用”整齐称说,并非故意不辨异同。社会上有一些特殊行业的从业者,需要经常运用语言知识进行工作,如语言学家,术语学家,地名学家,语文课(语言课、语言学课)教师及教材编纂者,辞书编纂者,韵文作家,语言信息处理专家,键盘编码专家,语料库标注员,等等。其实一般人也运用语言知识,但往往是不自觉的,或是在特殊时候、特殊场合使用,比如语文考试、作文修改、诗歌欣赏、字谜游戏等。

   3.语言技术的运用。语言技术问题上文已有论述,这里需要再强调的是,在“人—机—人”间接交际模式渐为常态的当下,语言技术的应用也渐成公民的“语言素养”,而一些不能够使用语言技术者,可能像昔日的“文盲”那样失去重要的语言生活。政府、社会、语言技术提供商,都应当像关注“文盲”一样关注这批“机盲”。不掌握语言技术,就失去了获取信息的许多重要途径,就会被信息边缘化,甚至影响到日常生活。“信息不公平”是“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不公平的重要表现。特别是政府,应当出台相应政策,对语言技术提供商、社会教育者提出政策要求,以保证这一人群的“信息权力”。

   4.语言学习。掌握母语、本地区的重要语言、世界的重要语言,形成“三语”能力,已成为当今许多国家对其社会成员的要求,语言学习的意义在提升,内容在加重,时间在延长,成本在加大。如此一来,语言学习在语言生活中的分量也急剧增大,需要社会专门进行语言学习的规划,甚至也需要家庭为子女的语言学习做出规划。也就是说,凡要成家延嗣者都需有语言学习规划的常识。李宇明(2016)指出,教育领域是语言竞争的主要领域,是语言矛盾的集中地带,研究语言学习问题,做好教育领域的语言规划,重要而迫切。

   5.语言知识的学习。有语言学习(包括语文学习),就有语言知识的学习;前述那些经常运用语言知识的从业人员,更需要系统学习语言知识。在语言知识学习的问题上,有些问题尚需注意或研究:第一,语言知识是个较为宽广的概念,不仅是语言文字的结构知识,还应包括语言文字的应用知识、历史知识和语言国情;不仅是本民族的语言知识,还应包括外族、外国的语言知识。第二,哪些语言知识应当成为公民常识,怎样把这些知识真正化为公民常识,比如是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还是通过中型辞书、“公民语言常识手册”等。第三,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之间究竟是何关系,换言之,语言知识对于语言能力的提升究竟有无帮助,有哪些帮助?

   6.语言技术的学习。语言技术发展迅速,不说日新月异,起码也是年年都有新变化,故而语言技术的学习也将成为常态。语言技术学习的当前状况是:多为业余学习、摸索学习,对语言技术的掌握不系统、不完善,语言设备的功能没能充分发挥。要做好已有语言技术的系统教育,做好新的语言技术的及时推广,特别要关注“边缘人群”的技术推广。

   7.语言研究①。语言研究是专业人员的语言生活,随着对语言感兴趣的专业逐渐增多,语言研究逐渐成为更多专业领域人员的语言生活。当前的问题是,不同专业的语言研究者怎样相互分享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语言研究的核心专业要主动了解边缘、新兴、交叉专业的状况,从学科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支持这些专业的发展。同时,为满足社会对于语言研究的兴趣,语言学界要注意与社会发生联系,及时向社会传播语言研究状况,及时与社会分享语言研究成果,语言学会议要具有一定的社会开放性。

   8.语言知识的研究。语言研究者是语言知识的创造者,同时也是语言知识的研究者,不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便无法创造新知。除此之外,还有专门的语言知识研究者,如语言学史家,语言学、语文、外语的教材编纂者,需要对语言知识进行专门的梳理研究;辞书编纂者、术语整理者、地名学家等,在工作中都需要依傍语言知识。

   9.语言技术的研究。语言技术迅猛发展,语言技术产品的广泛应用,使语言技术领域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并形成不同的研究团队和语言工程。语言技术是语言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它的迅速发展使语言学逐渐分化为语言科学与语言技术学,逐渐形成新的语言产业。语言学,一个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具有了工学的品格,与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更为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文理分家的教育制度,已经不能适应语言学的发展,不能适应语言技术学的发展,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上述语言生活的九个范畴,有大有小,但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都有一定人员从事这一生活,甚至还有一定的社会业态。从运用、学习、研究三个维度来观察语言生活是必要的,把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划分为语言、语言知识、语言技术三个方面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更透彻地了解语言生活,制定更为适合的语言规划。

  讨论至此,也可以对“语言生活”下这样的定义:语言生活是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

三、语言生活的研究

   传统的语言研究,也关注语言的运用,比如中国的修辞学和文章学。后来兴起的应用语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已经较多地涉及语言生活的内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研究,本来就是研究语言生活的,只是没有明确提出语言生活的概念,或者是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对象。当然,有无“语言生活”的概念大不一样。没有此概念,对语言生活的研究就难以达到理性与自觉的层面,对语言生活的观察与研究也难以全面系统。

(一)如何进行语言生活研究

   语言生活的概念提出时间不长,语言生活的研究还在探索中。就中国的语言生活研究而言,主要做了如下一些工作:

   1.分领域观察语言生活。语言生活存在一定的社会领域中,了解语言生活状况,必须有社会领域的意识。每一社会领域都有自己特殊的社会状况,故而有自己特殊的语言生活,比如教育、行政、出版、广播电视、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商贸、旅游、餐饮、文博、工矿、军旅等。李宇明(2013)指出,不同领域的语言生活有不同的特点和问题,需要进行适合各领域语言生活的规划。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虽经几次改版,但都一直保持着领域篇的内容,有计划地报道各领域的语言生活状况,分析各领域的语言生活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语言对策与建议。《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开始创办“领域语言研究”专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曾出版周建民主编的“领域语言研究丛书”,一些学者呼吁建立领域语言学。这些研究,也带动了中国的“语言景观”研究。

   十余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撰写,让人深感语言学界对诸多领域的语言生活还比较陌生,也缺乏合适的研究领域语言生活的专家。研究领域语言生活,需要既懂语言学又懂某专业的学者,而这样的混合型人才十分稀缺。一些领域的决策人员,语言意识还比较薄弱,没有意识,也不善于解决本领域的语言问题,往往使本领域的语言生活失序。这应该是语言生活的一大问题。

   2.利用媒体语言统计语言生活。随着新闻媒体的电子文本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获得,随着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利用媒体语言和语料库技术、通过各种数据来分析语言生活,也是一个较为有效的途径。中国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集聚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研究力量,持续对平面媒体、有声媒体、网络媒体及教材语言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了汉语和一些民族语言的使用数据。

   就汉语而言,汉字使用情况的统计分析比较有效。词语的统计分析也比较可靠,只是对数量词、日期词、短语词、缩略词等的分词、认同还存在一些偏差。对于新词语、字母词、流行语的统计分析,看到了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关系。对于网络新语体进行了较好的记录观察。但是,语法现象的统计分析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民族语言的统计分析,需要民族语言学和信息处理的混合型团队或是混合型人才,这样的人才还较为匮乏。

   3.语言舆情的分析研判。语言舆情是通过媒体反映出来的社会关于语言现象、语言问题、语言政策的舆论状况和公众的行为倾向,是社会语言意识的反映。语言舆情分析主要通过网络来获取数据,发现舆论热点,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研判,观察语情的烈度,预测语情的趋势,提出应对之策。杨江和侯敏(2010)、孙曼均(2011)、李海英(2015)、 张挺(2015)等都对语言舆情的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武汉大学、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办有《中国语情》《语言文字舆情与动态扫描》等内部刊物,对语言舆情进行持续的观察研究。

   语言舆情是了解社会语言意识的一扇窗口,也是观察语言现象的社会敏感度的一个窗口,研究语情,及时施策,可以减缓语言矛盾,预警语言冲突。从现有的语言舆情研究状况看,新词语、字母词、简繁文字形体、汉语拼音等是社会敏感度较高的语言现象,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母语水平、外语教育、少数民族语言等,是社会敏感度较高的语言问题,教育、辞书、电视、网络等是社会敏感度较高的语言生活领域,其中以教育和网络中的语言问题最为突出。以上这些语言现象、语言问题、语言生活领域,常常成为语言争论的热点,语言矛盾凸显,甚至形成舆论场外的现实语言冲突。

   当前的语言舆情研究,预见能力还比较弱,机器所能提供的帮助还多是在事实数据上,而不是“智能”的分析上,特别是在预测语言事件的发展上,在通过“虚拟手段”来评判对策的效果等“智能决策”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4.语言国情的调查研究。语言国情是语言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语言国情主要分为两类:一、自然语言的生态状况;二、语言的社会使用状况。关于自然语言的生态状况,中国的方言学界、民族语言学界一直都在进行田野调研,基本弄清了中国语言、方言的情况。2007年,国家语委开始组织进行“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原则上一县一点用统一的标准进行录音建库,形成了《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汉语方言》《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等一批成果。在此基础上,2014年发展为规模更大的国家语言保护工程,力图将中国的民族语言、汉语方言都依照“语言保护”的标准录音、录像,加工建库。关于语言的社会使用情况,国家语委2009年做了全国的调研,出版了《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戴庆厦、文秋芳等许多学者也就民族语言、外语的使用情况做了一些调研。

   总的来说,语言国情的掌握还不全面、不深入、不及时,特别是语言的社会使用情况、各类语言人才的储备情况等,还需要花较大的精力去调查。最好是考虑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或是语言国情专项普查的方式,持续地大范围地获取语言国情数据。

   5.建立学术研究体系。研究成熟度的衡量和研究水平的提升,关键看学科建设。十几年来,语言规划领域的学术研究获取了较大进展:先后建立了相关研究单位近20个;多所大学设立了博士专业或博士方向;创办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有了专业的学术共同体;自《语言文字应用》之后又创办了《语言战略研究》(商务印书馆)、《中国语言战略》(南京大学)、《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规划学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等刊物,有了学术园地。这表明,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语言规划的学术研究体系。

(二)中国的语言生活派

   在语言生活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学术追求、具有自己学术特色和学术风格的学术群体。这个学术群体被称为“语言生活派”。

   语言生活派的产生,有其学术基础和社会基础。其学术基础,首先是中国的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发展有两个标志:一是《语言文字应用》的创刊,二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建立。社会语言学在国际上是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它所关心的问题都是围绕着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展开的。早年的语言规划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兴趣之一,是宏观社会语言学或者说是语言社会学的主要内容。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及其引入中国,为语言生活派的建立提供了学术滋养。在某种意义上讲,语言生活派应该是语言社会学的学术流派,但在学术外延上它已经超出语言社会学的范畴。

   国际语言规划理论及实践研究的引入,对语言生活派的形成发挥了更为直接的作用。周庆生等翻译出版了《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之后,徐大明主持的“语言规划经典译丛”和“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相继出版。刘润清、文秋芳、王克非、戴曼纯等专门关注国外语言规划的情况,曹德明、赵蓉晖、刘和平等关注国外的语言立法、术语立法等问题。此外,范俊军、蔡永良、王辉、李英姿、张燕等对国际组织和国别语言规划也进行了研究。这些翻译与研究,使中国的语言规划研究自觉与国际研究同流而前。

   语言生活派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中国的语言规划实践。中国现代语言规划的实践若从切音字运动算起,已有120余年历史。百廿时光,朝改代换,时过境迁,但语言文字规划的总体精神和基本举措却一脉相承。中国语言规划逐渐完善了语言的地位规划,对普通话和一些民族语言进行了能够适应信息化的本体规划。特别是1986年、1997年两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推进了语言文字管理的法制化和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但是,当地位规划基本完成、本体规划做到相当程度之后,语言文字工作还该做什么?怎么做?

   经过思考与探索,一批学人逐渐感悟到:语言文字工作不仅要关注语言,进行语言规范和语言管理,更需要关注语言生活。一旦视角从语言转移到语言生活,就发现了一片广袤的社会语言空间。在当代中国的语言生活中,有些问题是历史上一直争论过来的,如语言纯洁观问题、简繁汉字问题、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问题、民族语言及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问题等;但也有很多问题是新出现的,或过去较少关注、了解不多的,如华语社区和大华语的问题、中国的外语规划问题、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问题、城镇化与语言保护问题、文言文在今天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等。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也不好照搬国外的理论、拷贝国外的举措。

   比如,在处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问题时,要尊重民族语言,帮助民族地区发展语言,但也必须考虑国家通用语言和国家认同问题。再如,很多研究都认为,现在英语已经不是一种语言,而是复数的Englishes,但若以此来看待大华语,认为华语也会变成Chineses,就未必正确。周清海(2016)指出,“华语的逐渐融合就是不可避免的”。据观察,全世界的华语的确如周清海先生所言,都有向普通话/国语逐渐靠拢的趋势。华语的发展趋势未必与英语相同。中国的语言生活太复杂,世界语言生活太复杂,不能简单照搬现成的理论。中国语言生活派的立场、观点、情趣、方法等,都来自解决问题的冲动,来自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

   语言生活派的学术实践,使语言研究和语言规划研究发生了重要转向。其一,将语言研究转向语言生活的研究。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发展一直是“内向的”。结构语言学关心语言的结构,不大考虑语境和意义。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更是自觉地在语言分析中剔除意义。到了乔姆斯基时代,“绿色的无色的思想在疯狂地睡觉”都认为是合乎语法的现象,在这里,意义更没有地位。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进一步使语言朝着“内向”的方向发展,“内向”到大脑中的语言,甚至是语言的生物学属性。语言学的“向内”行走,获得了许多重大学术突破,但是也留下了许多遗憾。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的兴起,正具有“补此遗憾”的作用。在社会语言学的翼羽中发展起来的语言规划研究,不可能不涉及语言生活,但是并没有理智认识到规划对象就是语言生活,特别是在进行本体规划时,往往忘记了语言生活。语言生活派明确认识到语言规划研究的是语言生活,大力推进语言生活的研究,促进了语言学的“外向”发展。

   其二,将研究聚焦在语言的社会功能上。规划语言的目的,是希望语言能够充分发挥有益于社会的功能。语言规划研究其实是在考虑:语言能发挥哪些社会功能?语言发挥这些功能的机理是什么?有哪些调节这些机理的手段?怎样通过调节这些机理来让语言按照社会的愿望发挥好社会功能?传统的语言规划研究,多把语言看作问题。而语言生活派不仅关注语言问题,也关注语言权利,还把语言看作资源,同时还关注语言对家庭、对个人的影响,比如语言对脑开发的作用、双语对老年痴呆是否有预防作用等。李宇明(2015)认为,语言规划学也就是语言功能之学。通过改善语言的社会功能,使语言更好地发挥和谐社会、健康人生的作用。

   中国语言生活派基本学术主张,可以表述为:就语言生活为语言生活而研究语言和语言生活。李宇明(리위밍  2015)在《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韩语版读者》中,把中国语言生活派的重要学术观点总结为如下七个方面:

   1.关注语言生活,引导语言生活,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2.语言是资源,要珍惜它,爱护它,充分开发利用它,以期获取最大的语言红利。

   3.尊重各社区、各群体的语言权利,主张文化上平等、交际上互有分工的多语主义,使各种语言及其变体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相辅相成。

   4.加强语言教育,努力提升个人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

   5.推进政府和学界的社会语言服务,关心国际、国家、领域和家庭的语言规划,着力打造学界与社会的智力“旋转门”,探索用社会话语表述语言学研究成果。

   6.语言学发展的原动力是解决社会前进中遇到的语言问题。它需要多学科共治,需要多种研究方法共用,需要重视实态数据的收集与运用。

   7.信息化为语言生活提供了虚拟空间,为语言运用提供了语言技术和新媒体平台,为语言研究和语言规划提供了新手段。要全力促进语言信息化,积极利用语言信息化成果,过好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

四、结语

   语言生活是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语言生活包括运用、学习和研究三个维度,其中的“语言”,包括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三个方面。三维度与三方面,纵横构成了语言生活的九个范畴:语言运用、语言知识的运用、语言技术的运用、语言学习、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技术的学习、语言研究、语言知识的研究、语言技术的研究。语言生活的这九个范畴,虽然有大有小,但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都有一定人员从事这一生活,甚至还有一定的社会业态。

   语言生活研究,当然需要对上述九个范畴进行研究,其实也就是对每一社会领域的语言生活逐一进行深入的观察研究。过去的分领域观察语言生活,对语言学习生活观察不全面,对语言研究生活几乎未顾及,对与语言知识、语言技术相关的语言生活也没有自觉关注。有了“九范畴”的理念,对领域语言生活的观察会更全面、更深入。除了领域语言生活之外,中国的语言生活研究还做了许多工作,如利用媒体语言统计语言生活、对语言舆情进行分析研判、对语言国情进行调查研究,以及建立与语言生活相关的学术研究体系。

   在语言生活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被称为“语言生活派”的学术群体。这一群体的主张是:就语言生活为语言生活而研究语言和语言生活。其实,语言生活派的学术目标,不是为了建造一种理论、创立一个学科、建立一个学术流派,而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把其发现、其理念及时向社会传播。为了解语言生活状况,发现语言问题,语言生活派创发了许多方法手段,形成了一些重大的语言工程,如动态流通语料库建设、有声资源数据库建设、各种实态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语言舆情监测等。为解决语言生活问题,也提出和发展了许多新概念、新理念,如构建和谐语言生活、虚拟语言生活、国家语言能力、个人语言能力、多语主义、大华语、领域语言学、语言资源、语言产业、语言红利、语言服务、语言消费、语言福利等。语言生活派重视学术的传播,上向政府传播以资政,外向社会传播以惠民,内向语言学界传播以助学。《中国语言生活要况》的编写,新词语、流行语的发布,语言盘点的社会活动等,都是为学术的社会传播而作。这些都表明,语言生活派是根植于中国语言生活沃土,以解决中国语言生活问题为己任,也密切关注世界语言生活的学者群体。

 

注  释

①周明朗先生2016年5月5日,就“语言研究属于语言生活”的问题给我发电邮:“我以为语言研究中研究者的面谈、学术报告写作、口头报告、学术交流等都是语言生活,是跟语言研究者身份相关的语言生活,而语言生活研究的理论、方法等则不是语言生活,应该是一个元系统(meta-system)。”周先生的看法有道理,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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