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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举:国家软实力建设亟待研究和应对的重要语言问题
发布日期:2016-10-22 14:29:21   点击:

 :语言不仅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软实力建设的基础条件和重要工具,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和更加复杂的形势下,加强语言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语言关系的调适及国家语言文化认同、国民语文教育和多样化语言人才培养、网络空间语言生活的规划与治理、语言文化挑战的应对、港澳台语言文字的协调、中国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和海外华语的传承与发展等,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和现实急需。

关键词:语言 文化 软实力 国家语言能力 语言共同体 网络语言生活

 

引言:语言是重要的软实力

语言的力量是无形的,可谓其“软”;但其能量却是巨大而神奇的。这一点早已为人类感知和重视。在西方基督教观念里,天地万物就是神借助语言创造的。《约翰福音》说:“宇宙被创造以前,道(word)已经存在。道与上帝同在……上帝借着它创造万有……道就是生命的根源。”奥古斯丁也说:“天主,你怎样创造了天地?……你一言而万物资始,你是用你的‘道’—言语-创造万有。”(《忏悔录》)在东方,也有对语言神奇力量的描述,古阿拉伯,传说有人口念“芝麻,开门”之类的咒语,就能将石门打开(《天方夜谭》);我国也有祝英台对着梁山伯的坟墓哭诉,坟墓立马劈裂的故事。古今中外很多人都确信,通过祷告,能驱魔除灾、治病求福;说不吉利的话,会遭灾惹祸,用好的词句,能给人送福增寿……虽然很多荒诞不经,但无不折射出人们对语言本质和功能的朦胧认识,表明在人们的心目中语言是神圣、神秘和神奇的,具有无所不能的魔力,对语言充满敬畏和崇拜。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很早就在努力利用语言的功能为自己的某些目的服务。

事实上,在现实世界里,语言的力量确实无所不在、无人不晓。首先,语言改变了世界,使人与动物相区别,迈入文明社会。这本身就显示出语言无可比拟的魔力。语言不仅帮助人实现了人际沟通和行为协调,而且使单个的人结成了群体,形成了人类社会,发挥了社会纽带作用,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恰如英国哲学家洛克所说:上帝既然意在使人成为一个社会的动物,因此,他不仅把人造得具有某种倾向,在必然条件之下来同他的同胞为伍,而且他还供给人以语言,以为组织社会的最大工具、公共纽带。[1]笔者曾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群体也是“语言共同体”。一个村庄、一个民族乃至以语言为立国要素的民族国家,都是大小不同的语言共同体。共同的语言便积淀为一个群体的文化基因、身份认同和情感维系,把“语言共同体”紧密地凝聚在一起。[2]可见,“语言的作用是内在性的(immanent)和建构性的(constitutiv)。”[3]

语言还可以直通人心,这是任何事物都不可企及的。洪堡特说:心灵是最有力、最敏感、最深刻亦且最富足的内在源泉。它用自己的力量、温暖以及深奥的内蕴浇灌着语言,而语言则回应以一些相似的音,以便在他人身上引发相同的情感。[4]正如思想控制着整个心灵,语音首先具备一种能够渗透和震撼所有神经的力量。[5] 因此,语言能够征服人心。往往可以借助语言之力,使人心悦诚服,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我国历史上就有很多美谈,例如:烛之武巧言退秦师(《左传·僖公三十年》), “子产脩其辞,而赵武致其敬;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惭;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蒯通陈说,而身得以全。”(《说苑·善说》)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刘向为此感叹道:“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 (《说苑•善说》)刘勰也感概:“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文心雕龙》卷四)

人类历史表明,语言作为民族、国家建构的要素,其兴衰与民族和国家的强弱息息相关。古罗马帝国的强盛,使得拉丁语成为古代欧洲近千年的通用语,并盛行于科学、哲学和神学领域,其影响延及至今;法国波旁王朝的崛起,促使法语自17世纪直至19世纪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通用语和外交语言;同样,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也成就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等语言的广泛传播;更由于近代以来英美雄踞于世界,从而使英语成为席卷全球的通行语。从另一个方面看,语言也会促进国家发展强盛,对此,一些学者曾做过多角度的深入研究。美国学者乔纳森·普尔分析了133个国家的数据出结论,国家的人均GDP与语言的统一性成正相关;[6]瑞士经济学教授弗朗索瓦•格林研究,瑞士的语言对经济的贡献度达10%;[7]我国学者徐清军研究,1991-2004年间,英语国家经济增长快于非英语国家经济。[8]可见,强国造就强语,强语助力国强。“语言永远与实力相伴”![9]

作为重要软实力的语言,其影响力是深远的。我们知道,古希腊的强盛,带来了希腊语从西方远播东方,曾远达印度。直到现在,东正教讲经仍使用古希腊语版本的《新约圣经》。公元前2世纪,罗马用武力征服了希腊,然而,希腊文化却俘虏了罗马人,希腊语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二语言。当今,西方列强的殖民体系早已瓦解,但遍布世界的殖民语言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原殖民地的语言格局和文化生态。中华民族创造的汉语汉字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为中华民族的凝聚、中国文化的传承和政治统一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且漂洋过海,辐射域外,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影响至今犹在。

当今,在全球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文化软实力建设已经成为全球竞争新的制高点。许多国家都将语言作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家战略,着力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发达国家为保持战略优势,实施更大力度的语言战略;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将语言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不断加强语言教育及语言资源建设,谋求强国之路。因此,如何发挥语言在我国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已是重大的时代命题,需要深入研究和积极实践。据我们初步梳理,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一、语言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与当代文化建设

语言是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最集中体现及载体,是无与伦比的文化资源。发掘利用语言的文化资源,服务于当代文化建设,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基础保障。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略举数端如下。

1.揭示语言文字蕴含的文化精神及价值

洪堡特指出:“语言的特性是由思想与语音的结合方式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的特性与精神相仿,精神在语言中生下了根,并把生命赋予了语言,就好像把灵魂赋予了它所造就的肉体。语言的特性是民族精神特性对语言不断施予影响的自然结果。”“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 [10]萨丕尔也说“语言具有这样一种力量,可以将经验在理论上分析成相互独立的成分,并创造出一个与现实有着潜在联系的世界,从而使人们能够超越个人的直接经验,达到更广泛的、普遍的理解。这种普遍的理解构筑了文化。”[11](《萨丕尔论语言、文化与人格》5页)这都表明,语言与文化水乳交融,语言是文化的宝藏,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价值。

只要我们稍作分析,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语言蕴含着文化精髓、洋溢着文化精神。以汉语为例,无论是其构词造句、词义生成及引申,还是汉字的构造等,无不充满着中国文化的秩序观念、整体观念、和谐精神、辩证思维和系统思想等。比如构词,“君臣”“父子”“将士”“官兵”“师生”“师徒”“男女”“夫妇”“儿女”“子女”“兄妹”等,每个词的语素不能颠倒说,因为它体现了古人的等级观念和男尊女卑思想。又如“信”字的造字原理,《说文解字》:“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段玉裁注解:“人言则无不信者,故从人言。”可见,“信”字的构造,体现了我们古人的道德理想。再举一例,古代表达和谐意义有“龢”“和”二字。“龢”,《说文解字》说:“龢,调也。从龠(古乐器),禾声。读与‘和’同。”其本义是指音乐上把不同的音和谐相配和各种乐器配合协调的意思。所以《诗经·宾之初筵》说:“籥舞笙鼓,乐既龢奏。”我们的祖先认为,“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吕氏春秋·大乐》)因而便把音乐的和谐推而广之,用来喻指人与人及万事万物的和谐。还有一个“和”字,《说文解字》解释说:“和,相应也。从口,禾声。”本义是以声应和。“和”与“龢”通用。在汉语中,以“和”为语素构成的词语很多,例如:

 和谐 和睦 和平 和合 和洽 和美 和气 和善 和顺 和悦 和好 和解 和议 和谈

 和鸣 和为贵 和和美美 和和气气 和蔼可亲 和颜悦色 和风细雨……

 平和 温和 亲和 柔和 随和 谦和 协和 宽和 容和 气和 风和日丽 家和万事兴……

据我们粗略的统计,仅《汉语大词典》收录的以“和”(和谐义)字为首的词语就有240多个。若把“和”字在词尾和词中的都统计起来的话,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这充分表明,中华文化的和谐思想深深地渗透于汉语构词、立意和造字之中。

2.梳理古代语言学资料中的文化阐释

整理语言学资料(尤其是训诂学资料),可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探寻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律及演变脉络,服务当代文化建设。举例来说,关于“仁”这个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概念,古代训诂资料(包括专书训诂和正文训诂)中有很多可资利用的解释,稍加整理就一目了然:

《说文解字·人部》:“仁,亲也。从人从二。”

 徐铉注:“仁者兼爱,故从二。”

 段玉裁注:“…犹言尔我亲密之词,独则无耦,耦则亲,故其字从人二。”

根据上述解释,就可知“仁”的基本意义表达的是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相亲近。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荀子·议兵》:“仁者,爱人。”

《说苑·修文》:“积爱为仁。”

上面这几个说法,无疑表达的是“仁”的基本要求是“爱人”。

《庄子·天地》:“爱人利物之谓仁。”

《周礼·大司徒》:“仁,爱人以及物。”

 把这两个说法与前面的说法相对照就可以看出,对“仁”的要求有了拓展,不仅要爱人,而且还要爱物。充分体现了先哲们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

《孟子·尽心下》:“仁也者,人也。”

《礼记·中庸》:“仁者,人也。”

《释名释形体》:“人,仁也。”

《广雅》:“人,仁也。”

朱熹《孟子集注》:“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

以上这些说法,显然是对“仁”的本质的揭示,即把“仁”看做对人性的要求。而以下这些说法,则为我们总结了“仁”的种种表现:

《礼记·儒行》:“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

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

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

汇聚梳理这些古代训诂资料,可使我们对“仁”的词义、内涵及其演变脉络有清晰而全面的理解。

3. 整理挖掘语言文字承载的文化内容

自从文字产生之后,语言文字就成为文化的最重要载体。人类的文化成果除了直接蕴含于语言文字体系之外,也借助语言文字这个最重要载体被记载和传承下来。有史以来积累起来的浩若烟海的各种文献和口头传说,是最为重要的文化宝藏。不言而喻,整理和挖掘各种历史文献和口头传说中的文化资源,是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语言关系的调适与国家语言文化认同

当今世界,各种语言关系日趋复杂、语言矛盾日趋尖锐,已是不争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语言是双刃剑。一方面,它是维系特定群体的纽带,沟通不同群体的桥梁,社会运行的规程,具有凝聚力、正能量;另一方面,它也容易酿成矛盾甚至冲突,成为各种利益诉求的旗号和借口,成为社会纷争的导火索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演化为离心力、负能量。[12] 因此,如何有效掌控语言的正负能量,正确处理复杂的语言关系和语言矛盾,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稳定和安全,考验着世界各国的政治智慧。

1.推行国家语言统一是世界各国的基本政治手段

上文已经提到,人类创造语言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把个体的人连接起来组成社会,以有效交流,协调行动,更好地共同生活。因而语言随之成为重要的社会纽带和群体文化认同,蕴含着巨大的凝聚力、认同感和归属感,在群体凝聚、民族形成、国家建构和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家们往往都利用语言来凝聚族群,建立政治联盟甚至创建国家和治理国家。例如我国古代秦始皇实施“书同文”语文政策,就是借助统一文字来强化文化统一和政治一统。近代欧洲国家在形成过程中,不仅把语言作为区分民族创建国家的重要理据,而且在建国之后又进一步推行语言的统一,塑造国家语言,彰显语言的国家标记功能,借以强化国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比如英国,早在1536年颁布的《联盟法案》中就有推行语言统一的明细规定:

“所有的法官、警监、行政司法长官、验尸官、管理充公产业的官员、审判贵族法

庭的审判长及其副职,以及其他法律方面的官员、大臣等在法庭、议会等场合必须使

用英语,所有官员和陪审团的宣誓、审讯、口供等必须使用英语;此后,任何在英国、

威尔士以及英王的其他领土内的威尔士语使用者若不使用英语,不但会丧失其公职和

薪酬,而且将不得从事任何公职,享受任何薪酬。”

法国1539年颁布《维莱-科雷特法令》,宣布法语(法兰西岛方言)为国家语言,禁用拉丁语和其他语言,规定所有法律、行政文件等必须使用法语,在全国推行法语教育。[13]后起的移民国家美国也同样把语言统一作为重要的政治策略,它于1906年颁布的《国民法》就把英语能力作为加入美国籍的必要条件,后来的“美国化”浪潮,也伴随着“唯英语”运动。可见,在社会治理中实行语言统一,几乎成为古今世界各国的基本政治手段。尽管我们站在当今的角度不能说上述做法完全正确,但毋庸置疑的是,语言统一政策的实施,对于社会发展和国家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2.世界性语言矛盾频发正挑战现有语言政策和语言秩序

当今,由于语言功能的拓展、语言价值的提升和各种新思潮的出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味强调语言统一的单语主义政策和现有语言秩序受到挑战。“在现代政治中,语言的象征力量(通常伴有虚构)凸显了出来,具有超乎一切的凝聚力”,[14]人们更加关注语言问题,往往把语言与族群、文化,与权利、地位乃至主权紧相联系;同时,随着语言资源观的强化,也更加重视维护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更加关注语言相伴的各种利益。因此,各种语言关系更加复杂,语言矛盾日趋突出,激烈的语言冲突也时有发生,“蝴蝶效应”明显。例如乌克兰的动荡,尽管有复杂的背景,但俄语与乌克兰语的矛盾是一个重要诱因,几乎全国上下(包括几任总统和议长)都卷入了持续多年的激烈的语言之争,国家语言政策几经反复,导致严重的社会撕裂和族群对立,催化和加剧了国家危机和分裂。就连2013年底基辅广场的最大规模示威,语言问题也是诱因之一——据牛津大学一位学者在现场所做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抗议者是出于母语的原因支持乌克兰,所占比例为82.8%。”[15]还不难想象,有将近250万人说俄语的克里米亚地区脱乌入俄,与该地区跟俄罗斯有着语言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乌克兰社会撕裂情况下,族群感情发生倾斜,恐怕不无关系。又如拉脱维亚,由于要求所有公民必须掌握拉脱维亚语,并对教学语言进行相应规定,引发了非拉脱维亚语族群的严重不满,矛盾冲突至今未能平息。在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一直在为自己族群的语言权抗争,而事件的演变,已经从最初的语言文化权利诉求,走向谋求自治和独立,甚至于2010年在法国成立了卡比利亚临时政府。[16]总之,各种语言矛盾和冲突,在世界各地并不鲜见。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已是人类发展面临的新的重大问题。

3.强化“多样一体”的国家语言文化认同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家,语言问题也一直与社会安定、文化发展、民族团结息息相关。当今,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冲击下,同样有不少语言问题需要高度关注。各种语言关系和语言矛盾也同样变得更加复杂。例如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汉语方言与国家通用语言、母语与外语等关系问题;语言文化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矛盾、语言情感与语言需求的矛盾、语言权力与生存发展需要的矛盾、语言规范与语言创新的矛盾、语言不同功能之间的矛盾;繁简字、字母词、网络语言问题,等等。这其中也包含着如下一些颇为纠结的具体问题:乡音情结-通用语优势-国家语言权威性、母语情感-外族语需求、语言规范统一与语言文化多样性、交际需求和发展需求-文化需求-政治需求、族群认同-国家认同,等等。这些老问题、新情况,都是不可回避、亟待正确处理的重大现实语言问题。若掉以轻心,就有可能引发难以估量的问题。近些年来,总有一些语言问题引发社会热议,有的还演变为群体事件甚至矛盾冲突,直接危及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例如所谓“撑粤语”事件,其中除了部分民众确实借以表达保护粤方言的诉求之外,明显夹杂着境内外某些政治势力的借题发挥。还如所谓“青海双语事件”,其实也未必就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这都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国内外的事实表明,社会和谐需要语言和谐,国家安定统一需要国家语言文化认同。语言作为文化的结晶和社会纽带,作为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的精神家园,是社会的底座要素和心灵稳定剂,具有无可取代的社会整合力。无论是文化建设、文化发展和文化安全,还是中华民族凝聚,都需要借助语言的力量。因此,从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出发,针对新形势,积极调适语言关系,化解语言矛盾,解决语言问题,建设和谐语言生活,强化“多样一体”的国家语言文化认同,维护国家通用语言的主体地位和健康发展,防止语言自由主义和文化分裂主义,是当代国家软实力建设的紧迫任务,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民向心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国民语文教育与多样化语言人才培养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因素在于人。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提升全体国民的语言能力、文化水平和人文素质,促进社会文明提升和文化传承发展;提高国民的文化理解能力、阐释能力、传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而提升中国语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话语权。 这无疑对我国语文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1.强化全民语文教育

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我国国民语言能力尤其是母语能力下滑、国民人文素质有待提高。这正表明我国软实力存在短板,也表明我国语文教育亟须加强。

语文教育的核心任务是语言能力培养和人文素质提升。其中,重中之重是语言能力培养。因为语言能力是人最基础、最核心的能力和素质之一,是人的综合素质的体现和人力资本,也是人提高文化水平和人文素质的必要基础和工具条件。这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尤显重要。因此,要提高国家软实力,必须从强化以语言教育为基础的全民语文教育,不断提升国民语文素养、文化水平和人文素质抓起。

展开来说,语言具有文明塑造功能。因为语言是文化的结晶,又是文化的建构者和载体。人类文明、民族精神及人文知识不仅储存在语言记录里,也表现在语言本体系统中,蕴含于语言结构的背后。人们可以通过理解和运用语言来潜移默化地接受民族精神、人类文明的熏陶,借助语言作品来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透过语言意蕴来把握文化精髓,从而提高知识素养,深化人文底蕴,造就优秀品格,培育高雅气质,提升为人品位,进而促进社会文明发展。语言的这种塑造功能的实现,无疑有赖于人的语言素质和语言能力的支撑。[17]

从文化的理解、传承和传播而言,不仅需要深入透彻地理解和把握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言本身,而且需要利用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去探究它所承载的文化,还需要以语言为工具去准确地阐释文化,有效地传承文化和生动地传播文化。

可见,我国软实力的提升,离不开全民语文能力的提升。这就需要不断改善我国语言教育,充分发挥语言的基础功能、文化浸润功能和文化传承传播功能。

2.推进适应新时代的语文教育

时代的发展,对人的语文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语文教育应该跟进时代,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国民语文能力,提升全民的现代素质和国际素养。笔者认为在优化基本的语文教育基础上,以下两点应该强化:

第一,以母语教育为基础的多语能力培养。在当今社会条件下,无论是个人和国家的国际化发展,还是中国文化“走出去”,都迫切需要提高国民的多语能力和国际化水平。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我国外语教育发展很快,国民外语能力大有提升,但语种结构失调(英语独大)、国民语言运用能力尚待提高等问题仍然突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事务的增多和海外利益的拓展,各种语言需求与日俱增,都亟须提高国民多语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需要语言铺路搭桥、融通人心;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需要用不同的语言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实现无障碍对话。这些无不有赖于国民多语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

第二,现代语言技术运用能力培养。信息化的发展使得语言技术无所不在,语言技术运用能力正成为人的基本能力和现代素质。比如说,人们在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中,越来越离不开利用电脑和网络来撰写和处理各种文字材料、收发邮件和微信短信、采集和统计分析信息资料、建设必要的数据库和资料库、进行各种设计、发布和传播信息、在线学习、在线翻译、制作和使用PPT、交友聊天、休闲娱乐等等。其中,很多也是当代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播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因此,应该加强对国民开展基本的语言技术知识和各种语言技术运用能力的培养。这不仅仅是一项实用技能培养,而且有利于提升国民的现代化素养、推进人类文明发展。据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高中学生可以选修电脑编程课来代替外语课,德克萨斯州学生外语能力弱的也可以用编程课代替外语课,亚拉巴马州甚至同意以电脑编程课代替数学课。[18]可见,现代语言技术运用能力培养已受广泛重视。

3.培养新型专业语言人才和复合型人才

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促使语言成为更加深刻地影响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国家安全和大众生活的重要因素,对语言人才的需求倍增。作为国家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语言能力,不仅需要以全民良好的语言能力为基础,而且需要大量的优质专门语言人才作支撑。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专门语言人才缺乏已成制约发展的瓶颈,迫切需要加强语言人才培养。笔者认为,应着力培养好如下几类人才:

其一,专业语言人才。不仅需要加大培养数量,而且需要提升质量。尤其需要在优化人才语种结构上下力气,根据国家发展需求(比如“一带一路”建设),注重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同时,还应注重语言人才培养的创新转型,加强专业语言人才的综合性型培养,即改变过去的单纯语言教育,加强文化、政治、历史、地理、法律、管理等方面的教育,以适应国别化、区域化的综合性语言人才需求。

其二,语言应用人才。例如语言文化传播人才、语言文化产品研发人才,以及其他新兴领域与语言相关的交叉语言人才(如语言工程师、语言分析师)等。

其三,“语言+专业”或“专业+语言”的复合型人才。也就是将语言能力的培养和各种专业技能(如工程技术、医疗、经贸等)的培养紧密结合,培养兼具过硬的语言能力加某种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以适应更加多样化的国际化的人才需求。这样不仅可以解决这些人才国际化发展的基本语言需求,而且有利于这些人才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融入异域文化、传播中国文化。

4.借鉴外国语文教育经验

在发展我国语文教育过程中,认真研究和借鉴外国的一些成功经验十分必要。笔者认为,以下两点颇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其一,放眼世界、前瞻未来的语文教育。这是不少发达国家语文教育的理念和做法。美国自上个世纪末以来,空前加强语言教育,他们接连不断推出的《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国防部语言转型路线图》《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战略规划:2011-2016》《面向全球领导力的教育:国际问题研究与外国语教育对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等等一系列重大计划和举措,都明确地宣称,加强外语教育的动因和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及其在全球的利益,保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其中,“K-12和“K-16”语言计划,就是推行从幼儿抓起直至大学的全程外语教育。英国政府提出了“为了下一代”的语言战略,把良好的外语能力和文化包容性作为培养未来合格的能参与全球竞争的“世界公民”的基本要求,其目标是,如果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有一个职位,其下一代就有资格、有能力去竞争。日本在上个世纪末就提出培养“国际公民”,语言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会讲英语的日本人”。

其二,以语言和写作为抓手的全面的语文教育。一些国家的语文教育并非简单地讲授语言知识,而是采取以某些语言课程为核心的课程群来实施全面的语文教育,培养学生全面的语文能力和综合人文素质。以美国几所大学为例:[19]

斯坦福大学:要求所有学生达到写作及语言的要求,选修写作课、外语课或其他能够提升写作能力和语言能力的课程。

哈佛大学:核心课程(通识课)约占三分之一,其中必修英文写作、数理统计和外语。

加州大学系统:新生在正式修课前,必须先通过主题A考试,以检测学生英语及写作达到的熟练程度。没有通过此考试的新生,必须修6学分的“大学写作”。

芝加哥大学:所有学生的核心课程(通识课)占总学分的一半,包括六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就是人文类,分两大块:一是“对于历史、文学及哲学典籍的诠释”,其中与语文相关的课程有:人文学中的语言问题、世界文学选读、诠释的技巧:形式、问题及事件。二是音乐及视觉艺术。第二个领域是外国语言文学类。

由此可以看出,语言和写作课程,是被广泛使用的语文教育乃至基础素质教育的主要抓手。

四、网络空间语言生活的规划与治理

网络空间的语言生活,过去人们总认为是虚拟的,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涉及到相关话题的,也主要是所谓“网络语言”问题,即网络上出现的新奇的词语和符号。其实是误解。网络空间虽然具有虚拟性,但人在网络空间实施的各种言语行为则是客观实在的。因为在网络空间,语言使用主体是真实的,言语活动是真实的,言语效力也是真实的。还应该看到,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应用向人类生活的深度渗透,网络正在发生着质的飞跃。已经由过去的通讯工具和信息发布检索工具演化为人类新的生存空间、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其“虚拟”特征正在快速弱化。虚拟和现实日益深度融合,社会网络化和网络社会化渐成现实,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社会”雏形初具。因此,应该像对待现实社会中的语言生活一样,高度重视“网络社会”语言生活的规划与管理。尤其就当代文化建设而言,更不可忽视这块重要阵地。

网络社会的语言生活面临的问题很多,笔者认为以下三个方面是当务之急:

1.网络空间的话语权不能丢失

网络空间具有开放性、迅速性和广泛性,这使得网络空间的言语行为相比其他场所的言语行为而言,传播更快捷,影响力更大。网络的这种放大效应被广泛青睐,无论是个人、组织、机构,乃至国家,都在利用这一优势,行使话语权,传播观点,表达诉求,谋取利益。因此,掌握网络话语权至关重要。

一是应该研究怎样利用网络主动发出好声音,增添正能量,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就国家而言,更应掌握好这个话语权,充分利用这种新媒体新手段的优势,对内,以生动活泼的形式传播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当代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网络空间人文环境和舆论氛围;对外,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具有中国思想的国际话语,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和中国语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及竞争力。

二是应该做好网络舆论的安全防范。一方面要防止不良网络信息的传播,确保网络空间的青山绿水;另一方面要防范海外势力的思想文化渗透——这方面的形势颇为严峻,一些西方国家一直没有停止利用语言对我国进行文化、政治渗透。美国某前国务卿曾在一次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中公开说:“我们还支持开发新工具,使公民能够避开政治审查而行使其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正在为世界各地的团体和组织提供资金,确保将这些新工具以当地语言版本提供给需要的人,并为他们提供安全上网所需的培训。”[20]这是需要警惕的。

2.网络语言生活乱象亟须治理

开放的网络,赋予每个人“话筒权”。人们在网络空间享受自由表达权的同时,也难免遭受网络语言生活乱象的困扰甚至伤害。这已对社会文明及安定构成了严重的侵害,社会强烈呼吁整治网络空间语言生活乱象。这方面的突出问题是:

其一,语言健康和文化生态令人担忧。 据我们持续观测,在2015年的语言舆情中,关于语言健康问题最为人们广泛关注、持续关注。从街谈巷议,到媒体发声;从学者研讨,到“两会”提案,都是热门话题。利用百度对201511-1231日期间的网页进行搜索可以看到,仅在文章标题中含有“低俗语言”一词的,就有760条之多;含“语言污染”一词的,有536条。此外涉及语言健康问题,频频见诸媒体的词语还有“语言规范”“语言健康”“语言纯洁”“语言文明”“语言优雅”“网络语言”“文风”“语言低俗”“语言不雅”“语言癌”“语言腐败”“语言贿赂”“粗俗语言”“污秽语言”“脏词”“禁用词语”“中外文夹杂”“中英文夹杂”“中英文混搭”“标题党”“净化网络语言”等等。这充分表明社会的普遍担忧。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5年以来先后发布了《2014中国网络语象报告》《网络低俗语言调查报告》《2015中国网络语象报告》,对网络语言状况进行了深入剖析,2015814日,中国记协和首都互联网协会发布《抵制网络低俗语言,倡导文明用语倡议书》,号召新闻媒体和网站负起主体责任,抵制网络低俗语言,倡导文明用语,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二,“语言暴力”触目惊心。最令人揪心的是青少年网络语言暴力。有调查显示,25%的青少年常在网上“语言施暴”,而多数学生作为旁观者。受害者也大多不愿向他人求助。[21]有研究表明,语言暴力可能成为最平常的杀人武器。青少年犯罪与童年时期遭受语言暴力有高度的相关性。[22] 相关事实也令人震惊,例如,2014年岁末,四川泸州19岁的曾某因为失恋在微博上直播自杀。其间,他曾发出两条微博放弃轻生念头,然而遭到网友疯狂辱骂。有网友竟留言“不行,必须死”“真矫情赶紧死”“到底死了没有”等等。“网络语言暴力断绝了自杀者对生的最后留恋,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曾某最终在家中烧炭身亡。[23]而这并非孤例,令人触目惊心。我们不禁要问:青少年在网络空间实施语言暴力竟成家常便饭,他们究竟是受害者,还是施暴者?值得深思。根治这类问题,防范此类悲剧重演,已是刻不容缓!

其三,网络谣言肆无忌惮。例如2011210日江苏盐城“爆炸”谣言,导致民众大逃亡和多人遇难;2011311日日本东海岸发生地震,造成核泄漏事故,我国由此出现的网络谣言所引发的全国疯狂抢购食盐事件等等,都产生了恶劣影响。网络谣言扰乱民心,扭曲社会心态,损害国家形象,激化社会矛盾,危害社会安定,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3.网络语言资源建设有待加强

与现实社会中的自然语言资源不同,网络空间的基础语言资源(包括语种资源)一般都不是源发资源,必须靠建设。中国在网络空间的语言资源占有率和影响力如何,不仅关系到中国在网络空间的信息主导权和话语权问题,而且关系到在网络空间及相关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问题。

目前网络空间的语言资源基本现状是,英语独大。我国网络优质语言信息资源数量有限、丰富度不高,通行面不广、影响力不大;我国自建外语信息资源少且语种结构不平衡(也包括文献外译数量少、语种少,在线语言翻译语种少等),这都制约了我国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有关方面应加快规划、加大建设。

五、语言文化挑战的应对

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化发展,国际竞争也由过去主要采取武力征服,转向全方位博弈。在这种态势下,作为人类最重要工具的语言从中彰显出前所未有的重要功能。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语言无国界的优势更加凸显,随之成为重要的战略工具。因此,本世纪以来国际语言竞争日趋激烈,很多国家不断提升国家语言战略。与以往明显的不同是,很多国家的语言战略已经突破单纯的军事意图和传统的安全视域,而把文化、政治、安全、经济、科技等核心领域和全球利益都纳入语言战略视野。

以美国为例, 20051月发布了《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公开宣称:“我们的构想是,通过提高外语能力和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使美国成为更强大的全球领导者。”[24]号召美国公民学习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20061月,又发布了由总统牵头,国务卿、教育部长、国防部长、情报局长共同主持制定的《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其中包括国务院计划、教育部计划、国防部计划、国家情报局计划等子计划共16大项目群,其主旨是强力推动从幼儿园到正规学校教育全过程,直至职场的外语教育、语言培训,以及语言研究、语言资源建设和语言服务等。[25]这还不包括国防、情报系统内部的一系列语言提升计划。2011年又进一步颁布《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2011-2016》,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将过去的外语要求提升为“语言技能”要求,同时在语言要求的基础上又增加“区域知识”和“文化能力”的要求,它们都被视为“作战能力”。不遗余力地打造“语言武器”。一位美国学者把美国的“新帝国”理想概括为“新罗马”+“新耶路撒冷”。很明显,他们在使用“新罗马”的军事力量威慑的同时,也在利用“新耶路撒冷”的思想文化征服世界。其中重要策略之一,就是用“别国的话”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26]英国、澳大利亚、欧盟和俄罗斯等也纷纷推出庞大的语言战略计划。值得深思的是,几乎都把汉语列为“关键语言”。

与全方位的国家语言战略相配合,世界各国都加大语言输出,力度空前地在全球进行语言角逐。下文将有详述,此处不赘。

综观古今,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往往采取各种语言手段:1)利用本国语言的传播输出本族文化,以侵蚀、同化、乃至瓦解异族语言文化。美洲印第安和澳洲土著语言文化的濒亡就是昔日欧洲语言侵略的结果。如今的“英语帝国主义”更是有目共睹。(2)借助他国语言传播本国文化,进行文化渗透。因为西方人深谙,“只有了解语言才能使文化影响卓有成效,才能进入外国的灵魂,进入其文学、智力和精神遗产。”[27]明代来华传教士范礼安也说:要传教,“最重要之条件,首重熟悉华语”。[28]因此他们采取以汉语为工具,以“合儒排佛”为策略的传教方针,很快俘获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信众。今天一些国家仍在效仿着这种传播策略。例如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用普通话、粤方言、藏语、维吾尔等全天候对华广播;仅苗文网站美国就有数十家。(3)借助语言产品搭载本国文化,“随风潜入夜”。例如美国广泛捐建的图书馆,大量输出的报刊杂志、语言教学资源、网络产品、影视大片,日本的游戏动漫等等。人们使用这些语言产品,很自然地接受着其文化熏陶。(4)利用语言问题借题发挥。一些强国为了瓦解他国文化,肢解他国,往往先找依据、造舆论,手段之一,就是出资对他国语言进行考察研究,寻找其语言差异,进而渲染其文化差异,借以煽动分裂。巴尔干半岛国家多次被碎片化就是一个例证。国外某些势力挑拨我国民族关系也是如法炮制的。[29]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态势使我国陷入了两端的挑战:一方面是英语等强势语言对我国国际话语空间的不断挤压和对我国语言生态的强力侵蚀,这不仅影响我国语言健康和语言地位,而且也危及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削弱国家软实力;另一方面,很多国家都把汉语列为“关键语言”(与阿拉伯语、波斯语、朝鲜语等同列),作为关注和储备的重点,其战略意图不言自明,这对我国诸多领域的安全也同样带来了潜在威胁。近来不少国家对孔子学院的明暗围堵,无疑也是语言、文化、政治等竞争加剧的表现。

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我们该怎样应对?这是事关国家安危的亟待回答的现实问题。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保障国家语言文化安全,不仅需要防外侵,而且需要强内功。即不仅重视防范他国语言文化渗透和侵害,而且需要力促我国语言文化建设和发展,不断增强中国语言文化的活力和竞争力。

六、港澳台语言文字的协调

作为中华民族的不幸,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都曾被侵略者占据不短的时间。翻看西方列强的侵略史可以看到,很多被侵地都被迫放弃了自己民族本有的语言文字,转而使用侵略者的语言文字。而令人欣慰的是,荷兰、日本、英国和葡萄牙侵略者虽然也曾在台港澳地区强行推行他们的语言文字,企图从打压汉语入手,进行文化征服,逼迫当地同胞归顺侵略者统治,但都遭到了当地同胞不同形式的激烈抗争,最终都未能得逞。中国语言文化一直在这些地区延续和发展。这有力证明,中国语言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然而也应该看到,正是由于两岸四地被长期分而治之的阻隔,致使本来的同语同文逐渐疏离,产生了一定的差异。例如少量词汇有异、个别词语读音不同、繁简字使用有别等,给相互交际带来了一些不便,也不利于汉语汉字信息化的发展和汉语国际传播的需要。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在客观上就需要通过沟通协调,逐步趋同避异,不断增强两岸四地语言文字的一致性,以方便交流,增进理解,从而强化语言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凝聚力。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这些地区历史的复杂性和现实环境的特殊性,语言文字问题有时被裹挟,成为一些别有用心者的政治工具和玩弄对象。最突出的是台湾某些政治势力出于分裂祖国的图谋,极力推行“去中国化”的语文政策,在2000-2008年民进党执政期间,采取利用法律手段削弱国语的地位和作用、调整语言文字管理机构、以“通用拼音”取代“汉语拼音”、减少国文教学时数等手段,推行语言文化台独。近来又有一些新的令人担忧的倾向。在香港,个别政治人物时常拿语言文字问题借题发挥,蓄意挑起语言矛盾,并将其政治化。例如,繁简字问题,在香港很久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过去基本上限于语言文字领域和教育领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反响。但近年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推波助澜,给繁简字之争染上了浓烈的政治色彩,蓄意引向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的争论。某些香港媒体和激进政治组织将香港特区教育部门建议学生基本掌握繁体字后,可酌量学习简体字,以便拓宽阅读范围,炒作为“洗脑”。宣称繁体字才是正统,简体字是被阉割过的劣等字体,鼓吹“香港文化优越论”“文明等级论”。有人甚至把使用简体字指斥为“赤化”、“向大陆屈膝献媚”,借机煽动“港独”政治噱头。显然,港台的某些人这种利用语言文字问题进行政治炒作,撕裂中华文化,破坏国家统一的做法,使得语言文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做好港澳台语言文字协调工作,不仅可以解决两岸四地语言文字的使用问题,而且具有维护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统一的重大意义。

实际上,过去两岸四地在语言文字协调方面已经开展了一些成效显著的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两岸科技名词的协调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自1994年开始,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就开始推动两岸科技名词术语协调工作。经两岸有关方面协商,通过采取两岸分别确定牵头单位、分别确定科技名词蓝本、共同召开研讨会、正式公布出版等方式和环节,开展了两岸科技名词的对照工作。 迄今,已先后启动了近30个学科的科技名词交流、对照与统一工作,两岸专家共同召开研讨会十多次。其中,航海、药学、化工、信息科学技术等10个学科已正式出版了两岸科技名词对照本。不仅如此,过去一些不一致的名词,通过协商也确定了统一定名。另据有关人士介绍,200610月,第四届海峡两岸大气科学名词学术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重点对新名词进行了研讨。会前,两岸新名词只有38%是一致的;会后,一致率提高到80%。在两岸四地合作编写汉语工具书方面也颇有成效。早在19966月,北京语言大学就联合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开始编纂《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在北京和台北设立编辑部,由大陆出版简体字本,台湾出版繁体字本,其中简体字本已于2003年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30]2010年和2016年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的李宇明主编的《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也是两岸四地及国外学者合作的成果。20096月,台湾地区时任领导人马英九提出两岸民间合编《中华大辞典》的主张,随后得到了大陆有关方面的积极响应,经两岸有关方面磋商,很快启动了编纂工作。为方便编纂工作,两岸共同建设了“中华语文知识库”网站。2012年已经出版繁简字并呈的《两岸常用词典》,大陆还于2014年出版《两岸差异词词典》和《两岸生活常用词汇对照手册》,2015年出版《两岸通用词典》《两岸科技常用词典》和《两岸科学技术名词差异手册》。大陆版《中华语文大辞典》于今年7月发布了试印本,纸质本将于2018年正式出版。这些工具书的编纂,不仅为两岸语言文字协调积累了经验,而且也为协调提供了依据,为汉语汉字和谐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民族孕育了汉语汉字,虽历经数千年演变和因分治而带来了空间隔膜,但汉语汉字作为两岸四地共同的母语,其主体并未改变,仍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两岸四地同语同文的天然联系,决定了协调只是系统内部的局部微调,并非伤筋动骨的大动作。其可操作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再则,也不宜以消极的眼光去看待两岸四地语言文字的差异。其实,差异的存在也是我们母语发展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表现,有些差异具有个性特色和互补性,因而差异并非都是要摈弃的对象,对于有特色的和需要的差异成分肯定要保留,只是对于某些冗赘的或与主体不协调的差异进行适当的微调、整合和优化,以保证我们母语体系的一致性、简约性和适用性。因此,应该相对容易形成共识。[31]

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怎样排除港澳台政治因素的干扰,消除裹挟,使语言文字问题回归到本位上来,协调发展,这是一个需要各方面共同思考、相向努力的重大现实课题。两岸四地同胞共同维护汉语汉字——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七、语言文化传播的方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中华文化发展为条件。”[32]而“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学会不同语言,才能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客观理性看待世界,包容友善相处。”[33]可见,语言在文化建设发展与传播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语言也是民族和国家的象征。一种语言的国际影响力,伴随着文化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国际话语权及竞争力等。是国家软实力的国际呈现。因此,自古以来,一些强盛国家都十分重视语言的推广。当今世界的语言格局,还深深地留有西方殖民者在瓜分世界的同时强行推行其语言的烙印,无论是在非洲、亚洲,还是美洲及大洋洲,都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旧的殖民体系被打破,但发达国家仍然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传播自己的语言,只不过改变了方式而已。例如,英国历届政府都将英语的推广当做除政治、军事和经济以外的第四种重要的外交手段,只是将殖民时期的强推手段,改以“文化交流”“援助”等柔性、隐蔽的方式。为此,还于1934年成立了由政府支持的专门的语言推广机构“英国文化委员会”(有的译作英国文化协会)。截止2013年,该委员会已经在110个国家设立了193个分支机构,采取不同的途径和方式传播英语和英国文化。据该委员会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文化活动的参与者明显地表现出对英国更信任的态度,英语学习对这种信任度的提升乃至对英国软实力的提升有最直接、密切联系。2012年法国杂志Monocle将英国评为最具软实力的国家,而英国智库政府学院则明确指出,英国文化委员会是英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34]与英国类似,法国1883年成立了法语联盟,意大利1889年成立了但丁学院,德国1951年成立了歌德学院,日本1972年成立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西班牙1991年成立了塞万提斯学院等。这些机构都形成了自己的全球网络,有的设立分支机构上千家。俄罗斯近些年也加大了俄语推广力度,先后成立了俄罗斯世界基金会、俄语理事会、总统俄语委员会等,负责俄语推广,并在各国建设俄语中心。20155月发布了《20162020年联邦专项计划俄语构想》,强调俄语推广等相关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国家任务。随后总统普京召开总统外交委员会和总统俄语委员会会议指出,“如今俄语已经不只是语言学概念,还具有维系国家、民族统一和在海外推进国家利益的重要作用。”[35]显然,世界各国都是把本国语言文化的国际推广,作为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时代的发展,给中国语言文化传播带来了机遇。其一,改革开放尤其是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令世界刮目相看,使得世界各国与中国的交流合作更加频繁,因而带来了世界对汉语的旺盛需求;其二,我国的国际化发展也需要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就现实看,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我国了解甚少甚浅,而且深有隔膜、误解,也不乏偏见。据2006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委托调查公司的调查, 18岁至24岁的美国人有69%的人知道中国在地图上的位置,但有近75%的人却以为中国的母语是英语。[36]这表明,迫切需要通过中国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架设联通桥,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诚如有识之士所说,汉语国际传播“有助于加深外部世界对国家的了解,是扩大一国影响力的最有效途径;战舰能让别国人民暂时臣服,而让他们理解你的语言却能使大家成为朋友。”[37]其三,全球化的发展和语言观的演进,让人们更加珍视语言文化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发表宣言和诸多文件,呼吁保护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在这种形势下,积极开展汉语国际传播,为汉语在世界新的“语言秩序”中争取应有的地位,也是对维护世界语言文化生态多样性的贡献。因此,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抓住机遇,满足世界需求,尽好中国义务,积极做好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工作,提高中国语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义不容辞的历史担当。

新世纪以来,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表现之一是,孔子学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截止2015年底,中国已在13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个孔子课堂,学员总数达190万人。再则,中国文化中心的建设和华语教学的推进,也都在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回避是,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播也还面临诸问题与挑战。既有具体的实际困难和某些问题,也有正常的激烈竞争和因误解导致的各种阻力,还有蓄意的曲解、甚至抹黑和围堵。因此,迫切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寻求对策,在方略、途径、模式和方式手段等方面进行调整、优化和创新,推动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事业的顺利发展和水平提升,更好地服务世界汉语需求。

八、海外华语的传承与发展

关于“华语”,有不同的理解,过去大多把它定义为海外华人的共同语(汉语)。后来逐步有了广义的看法,但说法各异。我们倾向于广义的理解,把华语界定为:“全球华人(包括中国人)的共同语。其标准语是现代汉语普通话(在台湾叫国语)。”华语在全球呈“网状分布”,形式上散布各处,实则血脉相连,是一个有机整体。过去那种把华语看做点式存在的观念是片面的,不符合华语客观实际。也正是由于华语是一个有机整体,所以它便成为全球华人的纽带和文化认同、民族标记。

全球华语是随着历代华侨华人走向世界而逐步形成的。据2011年第二届中国侨务论坛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华人华侨约5000多万人。华人华侨是中华民族血脉的国际延伸,是中华文化的海外传人。增强海外华语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是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传承及发展,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独特蹊径。对此应该高度重视。这方面在国家侨办等有关部门推动下,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从总体上看,还很薄弱,需要研究和推动的工作很多。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海外华语教育与传播。中华民族素有重视母语教育的传统,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当今华侨华人对母语教育更加重视。据我们了解,目前海外汉语学习者中,华侨华人子女占有较大的比例。这是我们推动海外华语教育与传播的非常难得的条件,中国作为母语国,也应该为华人华侨学习中国语言文化提供支持。推进海外华语教育,不仅有利于汉语的国际传播,而且有利于增强华人华侨的语言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对华侨而言,还可强化其国家认同。我们注意到,目前这方面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华二代”及其后代的华语保持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问题,海外华语教育资源短缺问题,以及华语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方法问题等。

第二,全球华语协调。把华语定义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彰显了华语的整体性。这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华语内部的联系性和有机性、全面把握和准确揭示华语的规律和特点。不过也应该看到,由于不同华语社区环境的影响,华语在不同社区也有一定的变异。变异的产生,一方面增强了华语的丰富性、多样化和生命力,有利于华语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给不同华语社区的交流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因此,就需要做好全球华语协调工作,以促进全球华语的统一和协调发展,方便全球华人使用。郭熙曾提出“华语视角下的中国语言规划”,主张从全球视角规划汉语,既要着眼于中国的汉语使用者,也要着眼于全世界使用和学习汉语的人。这是非常有见地的。[38]而《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的出版,则是推动全球华语协调的一个有益尝试。

第三,华语研究。要推动海外华语的有效协调、传播、传承和发展,就必须加强华语研究,提供学术支持。这方面过去较为薄弱。已有的研究,多为局部个性研究而鲜见整体性考察,主要是关注某一华语社区,或华语的某一领域,或将某一社区华语与普通话进行比较。而且,多共时分析,少历史追溯。如下方面的研究尚需加强:(1)华语整体性和联系性研究,包括各社区华语之间、各社区华语与普通话之间的关联性研究等;(2)汉语传播轨迹和变异轨迹研究,即要梳理源流,理清传播和变异的时代层次及规律。(3)华语“变异回注”现象(即海外各社区华语成分对普通话的注入性影响)和普通话对各社区华语的影响研究。(4)汉语早期传播与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等西方主要语言早期传播的比较研究。(5)海外华语发展趋势研究。此外,还有海外华语教育教学研究等等。通过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为深化对华语的理论认识和开展华语协调及传播工作提供学术支持。

结语:国家软实力建设亟须全面提升国家语言能力

以上所述可以充分印证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的深刻内涵,也可以佐证《世界语言大会苏州共识》所指出的:“语言能力是激发文化活力,促进认知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的根本因素。”这些充分表明,语言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国家语言能力不仅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软实力建设的基础条件和重要工具。无论是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心灵的沟通凝聚、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及开发利用,还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国际话语权的争取,乃至国民素质和国家人力资源水平的提升、民族和国家凝聚力的强化、人类文明进程的推进等等,都需要语言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要提升国家软实力,就必须加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

 

(《文化软实力研究》2016年第2期)  



[1] 洛克:《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83页。

[2] 赵世举:《城镇化务须呵护乡音安顿乡魂》,《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2期。

[3]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5

[4]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31页。

[5]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65

[6] 周庆生:《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7页。

[7] 瑞士资讯(http://www.swissinfo.ch.htm)。

[8] 徐清军:《英语也是生产力 英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显优势》,《国际先驱导报》2006221日。

[9] 克洛德·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张祖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2页。

[10]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04页、52页。

[11] 爱德华·萨丕尔:《萨丕尔论语言、文化与人格》,高一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第5页。

[12] 赵世举:《全球竞争中的国家语言能力》,《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13] 苏·赖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陈新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第30页。

[14] 艾布拉姆·德·斯旺:《世界上的语言——全球语言系统》,乔修峰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第77页。

[15] 环球网2014327日。

[16] 黄慧:《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问题探析》,《西亚非洲》2012年第1期。 

[17] 赵世举:《从语言的功能看公民个人语言能力的地位和作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3期。

[18] 金絮:《美国:编程代码被定义为高中外语课程》,微信公众号“语言与未来”2016613日。

[19] 笔者根据黄俊杰《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整理。

[20] 希拉里·克林顿2010121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新闻博物馆的讲话《互联网的自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译。http://blog.renren.com/share/229952698/1488285934

[21] 25%青少年常在网上“语言施暴”》,《新华日报》 201546日。

[22] 《有话好好说,别让暴力语言成为凶器》,《无锡日报》2015422日。

[23] 《少年微博直播自杀,“点赞者”有责吗》,《腾讯评论-今日话题》第2996期,2014123日。

[24] 转引自王建勤《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语言文化安全》,《国际汉语教学动态研究》2007年第2辑。

[25] 笔者据美国《国家安全语言计划》中译本归纳,见《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商务印书馆2007,第332页。

[26] 刘晗:《布什力推“新帝国”理想下的语言战略》,《21世纪经济导报》2006111日。

[27] 出自法国学者路易•多洛《国际文化关系》,转引自张文木《在推进国家语言战略中塑造战略语言》,《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3期。

[28] 谭树林:《清代对来华外国人学习中文态度的演变》,《历史教学(高校版)》 2007年第1期。

[29] 赵世举:《语言是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国教育报》20131227日。

[30] 赵世举:《两岸四地语言文字协调的基础与愿景—从香港和内地为“老年痴呆症”更名谈起》,载《基于华语教学的语言文字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2014,第41页。

[31] 赵世举:《两岸四地语言文字协调的基础与愿景—从香港和内地为“老年痴呆症”更名谈起》,载《基于华语教学的语言文字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2014,第41页。

[32] 习近平20141115日在山东曲阜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时的讲话。

[33] 习近平2014329日访问德国,与德国汉学家和孔子学院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34] 帅颖、沈壮海《西方国家主要对外文化机构的比较与启示》,《江汉论坛》2014年第4期。

[35] 曲颂:《俄罗斯推进语言软实力建设》,《人民日报》2015527日。

[36] Robert A Scotty, 2005, The white paper of 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 released in Feburary, 2005.

[37] 胡沛:《汉语推广热全球》,《华尔街日报》200691日。

[38] 郭熙:《论华语视角下的中国语言规划》,《语文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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