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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波:语言服务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
发布日期:2017-05-10 16:52:43   点击:

摘要 语言服务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可以创新语言服务的模式,拓宽语言服务的外延,增强语言服务能力,丰富“国家语言服务”体系的构想。在资源整合、空间拓展、技术跨界融合等方面可以促进语言服务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升国家语言能力。促进“互联网+语言服务”创新融通,是满足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网络强国战略”、“大数据战略”实施的迫切需要,是把中国打造成融通世界的枢纽和桥梁,以及构建“中国+”特色“命运共同体”的有效途径和基础保障。
 
  关键词 语言服务;互联网+;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语言战略;一带一路;中国+
 
  “互联网+”是创新2.0下互联网和传统行业融合发展的新形态、新业态,是将互联网作为信息化发展的核心特征提取出来,并与工业、商业、金融业等各行事业融合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互联网+’行动计划”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1]。2015年12月,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再次强调,“‘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2]“互联网+”将传统行业领域与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进行深度融合,“+”的后面不仅蕴含了无限发展可能,而且也蕴含了诸多创新理念、发展思路和行动准则。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发展方式和方法论,指导人们在各领域进行深入的探索和创新,已然成为目前“最热公式”。
  语言服务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有利于丰富“国家语言服务”体系,增强国家语言服务能力,促进国家战略的全面推进。在探索和构建国家语言服务创新模式中,“互联网+”思维显得尤为必要。
一、构建创新模式,健全国家语言服务体系
 ‘互联网+’使语言的作用急遽放大,构建“互联网+语言服务”创新体系,是“国家语言服务”战略发展的创新举措,是语言文字事业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创新机制,是服务“一带一路”语言新需求的创新模式,也是推进语言服务在全球化背景下纵深发展的新途径。
(一)拓宽语言服务的外延
  “语言服务”的概念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于根元、李宇明、屈哨兵、徐大明、周荐、郭龙生、赵世举等先后从不同角度对“语言服务”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3]。所谓语言服务是指某种语言或方言的持有主体以该语言或方言为媒介向语言或方言需求客体提供帮助的行为或活动。《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了语言“服务体系”的概念,指出:“把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为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原则。语言文字工作要拓宽视野,自觉融入国家改革和发展大局,与教育、文化、信息化结合,主动服务,在服务中实现自身的发展。”[4]构建“互联网+语言服务”创新体系符合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可丰富语言文字社会管理服务体系的内容,拓宽国家语言服务的外延。
  《纲要》对语言服务有较全面的表述,全文共提到“服务”一词61次,可分四类:一是服务功能——“国家语言应急服务”“语言援助服务”“语言文字服务”“语言文字咨询服务”“语言文字社会咨询服务”“语言文字业务服务”“语言文字基础建设和管理服务”;二是服务对象——“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教育现代化”“服务社会”“服务大局”;三是服务平台——“网络服务平台”“语言文字应用咨询服务平台”“语言文字应用服务系统”“盲文社会服务机构”;四是服务要求——“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能力”等。这些关涉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规划的方方面面。将语言服务的“产业、职业、行业、基业”[5]和互联网融合,语言服务可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打造全员参与、精准服务的新模式,建立高效、安全的“全球语言服务云平台”,构建惠及全民的“语言服务新体系”,开启万众皆是“语言服务商的新格局”,培育智能化、专业化的“语言服务新生态”,进一步拓宽语言服务的外延。
(二)优化“国家语言服务”体系
  郭龙生从定义、意义、任务、性质、主体、客体、空间、时间、方式、程度角度勾画了“国家语言服务”体系,认为“国家语言服务是由国家政府部门(包括其派出与代理机构)在国家层面为了国家利益而进行的语言服务,是国家存在与发展的一种主要方式。”[6]一个国家的语言服务体系属于国家语言能力体系的一部分,它直接影响国家治理能力、社会生活质量、国家文明程度和国际竞争力,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国家形象的一种体现。赵世举认为“建立完善的国家语言服务体系势在必行。[7]
  “互联网+语言服务”的推行,可以突破空间局限,克服现实条件困难,优化“国家语言服务”体系,更好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作用。第一,可拓展服务功能,深化语言服务,充分发挥语言服务的基础作用、先导作用,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化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铺桥搭路”。第二,可丰富服务内容,提高服务效率。郭龙生认为,国家语言服务的基本出发点是“提升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重要使命是“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基本原则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总体与终极目标是“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是国家语言服务”。[8]而基于“互联网+”的“一带一路”语言服务目标和任务,则是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实施提供全方位的优质语言服务,充分发挥基础保障作用。
  “互联网+语言服务”的融合,可优化语言服务资源和服务方式。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思维,创建拥有中国核心技术和特色语言资源的语言服务数据库,打造国家级语言服务战略平台,构建“语言服务云平台”。互联网、云计算技术、大数据、物联网技术的综合运用,不仅能为语言服务的主客体提供集“云”“场”“端”服务于一体的语言信息化服务,而且能有效提高服务主体的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目前,一些语言服务企业已经借助互联网,构建基于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第四方语言服务平台,聚合全球译员和语言服务机构,可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基于场景的翻译及多语信息服务。其中,   “语联网”已拥有注册译员近80万人,至2017年将拥有20000个(APP)智能应用终端、20000家语言服务供应商。正在“语联网”基础上研发的“‘一带一路’多语信息平台”,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建立语言信息服务港,基于互联网创新提供多语信息处理服务,可让语言服务需求与语言处理串联起来,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获得精准的语言服务。
  利用“互联网+”,还可整合民间力量,重构服务主体。以往对于国家语言服务主体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国家语言文字及相关职能部门”、“国家语言文字及相关的事业单位”、“国家语言文字及相关职能部门与事业单位的各级地方组织”三个方面,通常不会涉及民间组织、企业和个人。李宇明在谈及“‘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时,认为“语言服务,需要政府与民间双手推动、更多依靠民间力量,需要公益服务与有偿服务双腿行进。[9]目前,越来越多的民间企业开始重视利用“互联网+”思维,建设跨语种的语言云服务平台,构建语言项目协同管理、语言大数据的分析处理与管理、专业翻译工具、机器翻译、增值服务和职业社交等较完善的线上线下O2O系统,通过B2B、B2C等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为跨语言文化交际、经济合作等方面提供语言服务和支持。民间力量在国家语言服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重视民间组织、企业、个人的主体作用,从构建国家语言服务战略的高度给予政策支持与引导。
二、加速创新驱动,提升国家语言能力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开拓发展新境界。中国正在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10]“互联网+语言服务”是互联网创新驱动下语言服务发展的新途径,是促进语言服务业的发展,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新兴动力。
 “国家语言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掌握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它是国家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国家建设、发展和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1]可见,国家语言服务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为国家稳定、安全、认同感等方面贡献政治力量,直接影响国家治理能力。但是,目前我国语言服务能力还非常有限。“互联网+语言服务”最为核心的内容在于创新——创新性地将语言服务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利用互联网新思维变革传统旧思维,驱动语言服务的产业、行业,职业、基业等各领域创新发展。这可在资源整合、空间拓展、技术跨界融合、功能提升等方面大大推进我国语言服务能力建设,促进语言服务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升国家语言能力。  
(一)整合资源渠道,提升语种能力
  国家语言能力包括语种能力[12],即国家总共能够了解和使用多少种语言,并能为各国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及家庭、个人等提供多少种语言服务的能力。目前我国的语种能力,无论是熟悉的语种数量、可用的语言人才,还是语言产品及相关的语言服务,都较“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有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国民多语能力薄弱,语言资源储备不足,语种结构严重失调,专门语言人才缺乏,语言服务体系不健全,语言开发利用能力不强等[13]。
  尽管我国学习外语的绝对人数很多,但绝大多数学习的是英语,这就造成了我国外语语种资源贫乏,语种结构不合理的现状。“一带一路”途经65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国家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53种(也有学者认为60种[14]),语言、方言总量达2000余种,仅中国周边29个国家和地区就有近千种语言或方言,重要的地区语、民族或部落语言不下200种。这53种国家通用语中,我国高校尚未开设的语种有18种,仅有1所高校开设的语言有20种,而且已开设的一些语种也存在人才储备不足的情况[15]。据悉,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将为“一带一路”战略沿线重点国家的官方语言、重要方言设立专门课程与专业。至2018年,也仅能为30种外语语种开设课程。随着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强,语言服务的需求将更大,语种数量和专门人才的需求缺口也将扩大。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进入务实推进阶段,但语言服务的内容和能力相对滞后。“‘一带一路’建设中跨越语言障碍,实现各国互联互通,单靠人力短期内显然是不能完成这样的艰巨任务。”  
    [16]“互联网+语言服务”的深度融合可以承担大量的翻译、现场服务、个性化服务等功能,提升机器语言处理能力是实现‘一带一路’语言互通的重要途径。”利用互联网思维打造深度融合的云翻译平台,能够有效整合互联网上的语言服务资源,克服短期内语种能力不足的短板,缓解因语种结构失调、专门语言人才缺乏导致的语言服务能力薄弱的现状,利用准确的众包匹配,以及服务流程的一体化和自动化,资源共享,专业协作的标准化,提升语种能力和整体服务质量。
  “互联网+”思维下的云资源语言服务平台,可以整合各种语言人才、服务市场、技术、数据和资金等资源。通过创新服务渠道,为全球范围内的语言服务需求者、语言服务提供商、语言技术供应商、语言服务人才、语言服务行业组织等提供服务协作,打破语言服务的时空限制,提升语种服务能力。其优势主要表示为:
  (1)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实现无障碍的跨语言信息获取和传播。一个人无论使用哪种语言,都能获得即时语言服务,参与多语言的无障碍交流。如“语联网”模式,利用“互联网+语言处理”聚集了全球80万多名译员、1000多家翻译公司,在30多个语种中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日均处理1000万字,文字累计处理量达85亿字以上。中国最大的语言服务供应商“文思海辉”则可以提供140多种语言的多时区协作服务。这些语言服务商及其语言服务智能平台,根据服务客体的语种需求,整合和协调互联网上具有该语种能力的译员为之提供精准的语言服务。
  (2)服务渠道逐渐去实体化,服务流程由线下转为线上,协作从内部转向互联网众包。互联网众包服务平台,可以摆脱传统线下译员到场的翻译服务模式,快速完成大型语言翻译、多语种及本地化项目。这在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还可以降低服务成本。这些平台有国外的Wordbee、XTM、Memsource;国内的译马网、“语联网”模式、“译云”语言服务平台及翻译服务平台、LSCAT语言服务创业创新平台、“传神”云翻译服务平台、“赛迪”智能语言服务平台等。
(二)拓展服务空间,开辟第五疆域
  郭龙生认为,国家语言服务的空间范围是本国、相关区域性组织和国际组织[17]他没有明确提及网络空间。随着网络强国战略、“互联网+”战略的实施,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互联网+语言服务”既是传统语言服务在虚拟网络上的空间延伸,也是依托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而相对独立存在的语言服务空间,从虚拟空间的维度上创新拓展了语言服务的空间。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共26次提及“网络空间”一词,他指出“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18]。网络空间的服务主客体也都是现实的,和现实空间具有一致性。因此,无论是从国家战略布局,还是从网络和现实空间的语言服务主客体同一性上,我们都有必要将网络空间明确纳入国家语言服务的空间范畴。
  中国工程院倪光南院士认为,“网络空间已成为国家继陆、海、空、天四个疆域之后的第五疆域,与其他疆域一样,网络空间也须体现国家主权。”[19]语言信息处理、开发和利用能力作为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网络信息安全和网络空间话语权的基础保障,直接反映了国家实力的强弱,关涉国家形象及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互联网+”思维和技术,不仅驱动了语言服务产业模式的形成,还驱动了语言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通过云计算、移动计算和大数据存取、挖掘、处理技术,可以有效地提高信息检索、信息抽取、信息过滤、文本数据挖掘、语种自动辨认、跨语言检索等语言服务能力,促进语言云资源的整合、处理、开发和利用效率,提升网络空间的国家语言能力。
(三)创新服务技术,实现跨界融合
  “互联网+”蕴含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跨界融合。“跨界融合”的协同可以为语言资源开发、语言人才服务、语言资源平台服务、语言技术服务、语言应急服务、语言咨询服务,以及语言产业和语言经济的发展等方面注入生命力。“互联网+”思维革新了语言服务技术,利用语言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的驱动,整合了商务交易、协同管理、语言工具包、专业语料库、机器翻译等交易、管理与应用工具平台,促进了语言服务行业产业化及语言经济的发展,并逐步呈现出语言服务全球化、产业化、多元化、信息化、流程化、协作化、职业化的特点。
  技术创新,可以驱动语言服务技术的进步。例如,2015年10月,“科大讯飞”推出了“随声译”功能,通过语音识别和机器翻译等核心技术实现了“同声传译”。国外社交网络Facebook和Twitter在很短时间内实现多语本地化。[20]微软在2014年将机器翻译嵌入Skype Translator,从技术层面实现了跨语言的实时沟通,2015年4月实现了英文与普通话之间的实时语音对话。语言服务技术的创新,还可以为用户提供拍照翻译、扫描翻译、语音识别翻译,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等多语种翻译服务,实现跨语言交际。
  跨界融合,可以驱动语言经济的发展。据美国著名语言行业调查机构Common Sense Advisory发布的《2015年语言服务市场报告》(The Language Services Market: 2015),在“2015年全球语言服务供应商100强”(The Top 100 Language Service Providers: 2015)排行榜中,我国的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传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亚洲排名分列第2、3名,全球排名第16、19名。这两家语言服务公司是利用“互联网+”思维实现语言服务跨界融合的先行者。例如,“传神”公司利用“互联网+语言处理”首创了“语联网”模式,已经在跨境电商、国际工程、装备制造、影视传媒、文化旅游、服务外包等方向和语言翻译服务深度融合,并形成嵌入式应用,同时利用其强大的语言云资源服务能力提供多语种语言服务。
三、促进创新融通,提升国家语言战略
  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战略的提出和稳步推进,必将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也给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为满足新形势下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国家语言战略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提升语言战略层次,拓展语言战略视域,积极推出重大战略举措,努力占据战略制高点,更好地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
(一)依托国家战略布局,提升语言战略层次
  2014年2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首次提出了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明确提及“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2015年7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2015年12月,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再次强调,“‘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在国家相继提出一系列战略背景下,语言战略需要提升战略层次,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谋篇布局。
  李宇明、赵世举、魏晖、张日培等探讨了中国在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的语言需求和语言服务等问题[21]。其中也有涉及“一带一路”语言服务战略与国家安全的有关问题,这里不再赘述。我们拟从网络强国战略与国家安全语言战略的关系,“‘互联网+’行动计划”与语言产业、语言经济战略的关系两方面做简单阐述。
 (1)实施网络强国战略,重视国家安全语言战略[]
22]。
  王建勤、靳光瑾、戴曼纯、李宇明、黄德宽等从国家安全的应急机制、关键语言计划、发展中国语言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国家安全语言战略的重要性[。在网络强国战略方面,国家安全语言战略也尤为重要。
  习近平在提及网络强国战略时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23]。语言信息技术是国家信息化发展的基石及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关键力量,直接影响着我国信息化进程和国家安全。语言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是国家安全语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网络强国战略下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因此,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离不开国家语言安全战略的保驾护航。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24]“一体两翼的双轮驱动观”和“四个统一”思路的背后,离不开语言信息化的支撑。但是,目前我国语言信息化技术发展缓慢,严重威胁着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李宇明认为“面对信息安全问题,亟须进一步提升语言信息技术以及处理各类事务的国家语言能力。”[25]我们应该以建设网络强国为契机,加强语言信息化水平建设。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相关技术的发展,提升自然语言处理和语言服务能力。西方国家在推出国家安全语言战略时,都依赖于高水平的语言信息处理技术。例如,美国国防和情报部门开发适用于汉语等的“跨语言情报侦查、提取及摘要系统”;英国出台“国家语言战略”,仅切尔腾纳姆市的政府信息中心就雇佣了300多名语言分析师,实时监测分析有关国家的重要信息;法国实施法语国家语言战略、法语国际推广战略等。这些国家的安全语言战略已成为涵盖国家军事和安全等各个核心领域的全方位战略,包括谋求全球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战略。这给我们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的高度上,如何加强语言信息化建设带来重要启示。由此可见,实施国家语言安全战略,同样也离不开网络强国战略的支撑。
 (2)融合“互联网+”战略,推进国家语言经济战略
在“‘互联网+’行动计划”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各传统行业将快速升级和更迭,最终与以移动终端为入口的互联网相结合,从而产生经济发展新形态,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据麦肯锡全球经济研究院发布的报告称:2013年中国互联网经济(iGDP)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4%以上,预计从2013年至2025年,互联网将帮助我国提升国内生产总值0.3至1个百分点。“互联网+”思维和语言服务深度融合,会给语言服务产业和语言经济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虽然互联网的大规模经济可能降低语言服务的边际成本,促使支付环节的转移,但是随着语言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语言服务形态会不断多样化,语言服务产业和其它产业的融合,会创造更多的增值业务和盈利点。习近平指出,中国将在“十三五”期间大力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26]。我们应该从国家语言经济战略的高度,为国家战略提供有针对性的语言服务,制定专门的语言经济规划,构建相应的语言服务体系,包括语言使用服务、语言人才服务、语言资源与平台服务、语言技术服务、语言应急服务、语言咨询服务等,促进语言服务产业、语言经济的共同繁荣。
(二)以互联互通思维,打造融通世界的“中国+”
  互联网思维促进互联互通,其本质在于互联,信息的价值在于互通。“互联网+语言服务”连通的不仅仅语言,它还将成为中国连通并推动世界经济变革的纽带和桥梁。互联互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战略地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语言互通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方面,是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基础。  [27]“互联网+”能关联融合的不仅仅是网络的语言服务产业,还将从“血缘”、地缘、业缘等不同的交际关系中,促进“‘互联网+’行动计划”、“一带一路”战略、“网络强国战略”、“大数据战略”等协同打造中国连通和融合世界的枢纽和桥梁,推动世界优秀文化交流互鉴,推动各国人民情感交流、心灵沟通,构建一个“中国+”的“命运共同体”[28]。
四、结语
  作为国家战略的“互联网+”行动计划,其核心是促进以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融合创新,发展壮大新兴业态,打造新的产业增长点。将国家语言服务通过互联网和其他更多行业实现融合是实现国家“互联网+”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推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根据“互联网+语言服务”发展的整体态势和我国语言服务现状,我们针对制约该领域发展中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1)强化国家语言文字及相关职能部门、相关的事业单位以及各级地方组织在语言服务中的主体地位。目前,云翻译与本地化服务、语言技术工具开发、线上语言教学与培训、多语信息咨询平台等服务主体主要是企业,这不利于语言产业的规模化和全球化发展,应充分发挥政府有关方面的规划、协调和引导作用。
  (2)鼓励和加强高校、科研院所与语言服务企业的跨领域学术合作。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语言服务的相关基础理论研究、行业发展分析、关键信息技术研发、跨学科联动等方面都有独特优势,开展校企合作可以促进双方互利、共赢。
  (3)加强语言服务专门人才的培养,搭建语言服务硬件平台。人才是语言服务的基石,国家应为语言服务人才提供良好的培养环境,加强高级语言服务人才、语言服务研究与管理等高级人才的培养力度。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硬件设施的跟进,服务平台的建设尤为重要,超大规模云计算操作系统、大宽带强流量的网络通信等硬件建设将是语言服务平台顺利运行的基础。
  (4)树立语言服务安全意识。语言服务的发展必将是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打造全员参与、精准服务的新模式。互联网作为开放的平台,风险与机遇共存,每个“互联网+语言服务”参与者都将是语言服务商,都可提供和获取语言服务资源。大数据背景下,必须树立语言服务安全意识,确保语言服务数据的真实性、安全性、可追溯性,安全的数据才能为语言服务提供安全保障,才会促进语言服务更好地发展。
  “‘互联网+’行动计划”、“一带一路”战略、“网络强国战略”、“大数据战略”已成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国梦的重要驱动力。围绕国家大战略,发展语言服务业,构建和完善国家语言服务体系,提升国家语言能力,是全国上下有关方面的应尽职责。(发表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作者 王宇波 李向农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大规模标注语料库的自媒体语言计量研究”(12CYY030);国家语委重点项目“新中国语言文字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互动研究”(ZDI125-33)
注释:
[1]赵竹青:《学者热议:李克强提的“互联网+”是个啥概念?》,《人民网》2015年3月5日。http://scitech.people.com.cn/n/2015/0305/c1007-26644489.html
[2][10][18][24][26]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12月16日。http://scitech.people.com.cn/n/2015/0305/c1007-26644489.html
[3]参见于根元:《应用语言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2-57页;李宇明:《规范语言文字,推进信息化进程》,《中国教育报》2001年5月7日;屈哨兵:《语言服务研究论纲》,《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6期;徐大明:《语言资源管理规划及语言资源议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周荐:《从“语联网”想到的澳门社会的语言服务问题》,《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郭龙生:《论国家语言服务》,《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赵世举:《“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及服务对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4]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2年12月4日。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246/201301/146511.html
[5]屈哨兵:《产业、职业、行业、基业:语言服务“四业”并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12日。
[6][8][17]郭龙生:《论国家语言服务》,《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7][11]赵世举:《全球竞争中的国家语言能力》,《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9]李宇明:《“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人民日报》2015年9月22日。
[12]李宇明:《国家的语言能力问题》,《中国科学报》2013年2月25日。
[13]唐红丽:《中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任重而事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4日。
[14]杨频萍:《“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发布》,《新华日报》2015年11月3日。
[15]杨舟:《空白不少,“一带一路”呼唤小语种人才》,《新华网》2015年12月21日。
[16][27]魏晖:《“一带一路"与语言互通》,《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19]谭元斌:《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网络空间是国家安全“第五疆域”》,《新华网》2014年11月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4-11/11/c_1113196301.htm
[20]王华树、冷冰冰、崔启亮:《信息化时代应用翻译研究体系的再研究》,《上海翻译》2013年第1期。
[21]参见李宇明:《“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人民日报》2015年9月22日;赵世举:《全球竞争中的国家语言能力》,《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赵世举:《“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及服务对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魏晖:《“一带一路"与语言互通》,《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张日培:《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构想》,《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22]参见王建勤:《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语安全语言战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靳光瑾:《语言文字信息化与国家安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戴曼纯:《国家语言能力、语言规划与语言安全》,《语言文字应用》2011年第4期;李宇明:《语言也是“硬实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黄德宽:《语言文字与国家文化安全》,《中国教育报》2014年3月28日。
[23]江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新华网》2014年2月28日。杨婷:《习近平:把我国从网络大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新华网》,2014年2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27/c_119538788.htm
[25]张清俐:《语言信息化研究构筑国家信息安全屏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8日。
[28]自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种新的国际观,是指导中国进行国际交往、处理国际事务、建构国际新秩序的基本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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