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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举:跨境语言的资源价值
发布日期:2017-12-08 16:47:59   点击:


[摘要] 跨境语言,凝聚着特定的族群,承载着多元文化,呈现出独特的语言样态。它们既是独特的语言资源、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珍贵的历史资源,又是重要的政治资源、特殊的安全资源和待采的经济资源,因此,也是国家多功能的综合性资源和战略资源。尤其是在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其价值更加凸显。加强跨境语言的保护和利用,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重要现实任务。

[关键词] 跨境语言 语言资源 语言生态 语言保护 一带一路

 

On The Value of Resources from Cross-border Languages

[Abstract] Cross-border languages encode specific ethnic identities, bear multicultural values and exhibit a unique linguistic phenomenon. In those languages there are unique linguistic resources, copious cultural resources, precious historical resources, as well as important political resources, special security resources and potential economic resources. That means they are comprehensive, multi-functional and strategic resources of the nation. Values of those resources are more prominent especially in the scenario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refore it is an important and eminent mission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ross-border languages.

[Key words] Cross-border Languages; Language Resources; Language Ecology; Language Protec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跨境语言,突破了国界,凝聚着特定的族群,承载着多元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历史积淀,呈现出独特的语言样态,也形成了特殊的语言关系。这就决定了它的特殊性、复杂性和重要性。

我国跨境语言较为丰富。戴庆厦(2014)论及30多种,黄行和许峰(2014)按国内语言统计有50余种,周庆生(2013)统计跨境少数民族语言为33种。

由于跨境语言分布边陲,一般不为人所关注。其实,它是非常珍贵的综合性资源,具有难以估量的多方面价值,很值得发掘、保护和利用。尤其是在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其价值更加凸显。从资源视角看,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独特的语言资源

任何一种跨境语言都是人类社会独特而珍贵的语言资源,具有非常重要的语言价值。

    (一)语言生态价值

犹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语言也是世界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种语言都依存于它所在的语言环境、社会环境、乃至自然环境。维护多样性的语言生态,是人类语言良性发展的重要条件。生态语言学的发展,使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语言的生态特性及生态价值的认识。由于跨境语言在生存环境上的特殊性(语言地理、文化地理、政治地理、自然地理的复杂交错)、其内部变异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它在语言生态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及价值,也决定了它对于语言运用和语言生态保持,具有非跨境语言所没有的特殊作用,是语言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我国跨境语言状况看,除了常态的单语跨境分布(如朝鲜语)之外,也有多语交集跨境的情况,而且明显呈现出几个密布带。例如北部的蒙古语族语言带、西北部的突厥语族语言带、西南部的藏缅语族语言带、南部的壮侗和苗瑶语族语言带、台湾的南岛语系语言带等。这恰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很多学者也有所研究的“民族走廊”相契合。这些繁星簇拥般的跨境语言带,点缀在中国以汉语为主体、百余种民族语言和谐相处的五彩缤纷的语言生态系统之中,是一道亮丽的语言风景线。例如在“黔、滇、桂、越北跨境语言走廊”里,一般民族除了使用本族语言之外,都兼用各自国家的通用语言或主体民族语言,有的还兼用地区性通用语言。如布央人、拉基人、普标人、仡佬族,在中国一方的,兼用汉语、壮语、傣语、苗语等;在越南一方的,兼用越语、侬语、岱语、傣语等(李锦芳2013)。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语言生活和生机勃勃的语言生态。这也是中国整体语言活力的表现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很多跨境语言是使用人数不多的语言,而且大多地处偏僻,在多种因素影响下,一些语言逐渐衰微乃至濒危。一些学者预言,目前世界上仍在使用的6000多种语言中,很多语言可能会在本世纪消亡。就我国而言,“使用人口 100 人以内有 7 种语言;使用人口为 100 到 1000 的有 15 种语言;使用人口为 1000 到 1 万的有 41种,使用人口为 1 万到 10 万有 34 种;使用人口为 10 万到 100 万的有 17种;使用人口为 100 万到 1000 万的有 10 种;使用人口超过 1000 万的有 2 种;其中有 20 多种语言已经濒危或临近濒危,有 3 种语言近期已经消亡(羿语、木佬语和哈卡斯语)。”(孙宏开2006)在20多种濒危语言中,不少是跨境语言。一些跨境语言濒危的现实,更增添了其珍贵性。犹如任何生物的消亡都会危及世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任何语言的消亡,都会对语言生态带来损失甚至危害。为了避免语言资源衰减,维护和谐健康的多样性语言生态,保持世界语言体系活力,必须加强维护包括跨境语言在内的各种语言的生存和发展。

   (二)语言研究的难得样本

跨境语言或处于多语环境中,与其他语言接触频密而深入,表现出某些独特的语言特征;或偏处一隅,较好地保持了其历史面貌,与发展变化较大的语言形成了一定的差异,是非常难得的独特语言样本。正如戴庆厦先生(2013)所指出的:“跨境形成的语言差异,与因年龄、职业等差异而引起的社会方言变异,或者由于地域差异而出现的方言变异具有不同的性质;也不同于亲属语言间由于语言分化而形成的亲属语言变异。可以认为,跨境语言差异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是语言变异的一种特殊形式。”例如哈尼语,分布于我国境内的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地和缅甸、老挝、泰国的临近地区(他们称阿卡语)。复杂的多语环境,造就了哈尼语的“多元色彩”。在语音上,因为受汉语影响,在本有声韵调的基础上增加了4个声母(f 、tj、thj、lj)、2个复元音韵母(ue、ua;哈尼语本来没有复元音韵母)、1个声调(本有3个声调),新增的声韵调专门用来拼写汉语借词(孙宏开等2007:308-310);在词汇方面,不仅从汉语中借词,而且从接触较多的其他语言中借词,不仅从汉语中直接借词,而且还有可能从傣语、白语中间接借用汉语词;在句法方面,也有一些特殊现象,如出现了本族词和同义借词共现的现象,例如“no33 tse24tɕhi31 tha31 e55 si31”(你再说一次),句中的tse24(再,汉语借词)和si31(再,哈尼语词)是同义词,它们按照各自的用法同现于一个句子中(段贶乐1989)。而与哈尼语同属一种语言的泰国阿卡语则深受泰语的影响,在词汇、句法等方面又与我国的哈尼语形成了差异(戴庆厦2009)。这些无疑是非同一般的鲜活的语言样本。对于这类错综复杂的跨境语言开展研究,对于探明相关语言产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深化对人类语言演化、语言接触、语言关系、语言生态等方面的认识,丰富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和普通语言学理论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语言交际的双重功能

跨境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在使用层面也具有其特殊价值。它既是以其为母语者的族内交际工具,客观上也是一定区域的国际交流工具。就非母语使用者而言,既可用来实现族际交流,同时也可用来进行相应的国际交流。比如我国的朝鲜语,就我国朝鲜族人士而言,它既是我国朝鲜族族内交际工具,也是与朝鲜、韩国进行国际交流的工具;就我国掌握了朝鲜语的非朝鲜族人士而言,它既是与朝鲜族人士进行交际的族际交流工具,也是与朝鲜和韩国交往的国际交流工具。

  二 丰富的文化资源

语言不仅是文化的产物和最重要载体,而且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集中体现,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财富。任何一种自然语言,都凝聚着创造它的族群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文明成果,是无比丰富的文化资源。而跨境语言,由于其生存于相邻的多国环境中,是一个族群与多个国家交错的特殊土壤滋生的特殊产物,因而呈现出多元文化特色,往往具有非跨境语言所没有的一些特点,颇具特殊文化价值。尤其是那些没有文字并且濒危的跨境语言,弥足珍贵。

    (一)多元文化史宝库

跨境语言是民族迁徙、政治变更、文化交融和语言接触的产物,积淀了丰厚斑斓的多元性历史文化,是不可多得的文化史宝藏。可借以研究民族文化生成、演进、传播、变异史,以及异族文化交流交融史等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揭示被湮没的历史文化谜团,填补文化史研究空白。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或以语言史和民族史相互印证,或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的来源与迁徙,或从语言特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特点,或从语言中的地名看民族历史文化情况,或从语言研究古代亲属称谓、亲属制度的特点等(戴庆厦、王远新1988)。例如,石硕(2010)在研究“藏彝走廊”的民族与文化格局时提出:“语言也是认识藏彝走廊中不同文化区域的重要标志。语言的多样性、复杂性是藏彝走廊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藏彝走廊中,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人群操不同的语言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特别是藏彝走廊中至今仍保留下来的不少被称作‘地脚话’的语言,费孝通先生曾将这些语言看作是历史上民族之间‘融而未合’的一个结果,故亦被语言学者称作‘语言活化石’。因此,语言应是反映藏彝走廊中民族及族群文化的较为核心的要素。”因此,他根据语言以及民族自称、历史记忆和宗教信仰这四个要素,并兼顾总体文化面貌、民族系统、社会形态及地理等因素,将“藏彝走廊”划分为七个文化区,以揭示该走廊的文化格局及历史渊源。这充分显示了语言所具有的重要的文化价值。又如,龚锦文(2003)通过考察我国的傣语、缅甸掸邦的傣语、泰国语、老挝语的历史渊源和迁播演变,并参照其他方面的材料,来探寻相关民族的历史发展,借以推测:“傣、泰、老、掸诸族有着密切的亲属关系,其先民于公元前二世纪以前(上限公元前八世纪)从中国南方(岭南)的‘骆越’(西瓯)群体分化出来后,迁徙到云南以哀牢山为中心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并于此建立了‘哀牢国’。哀牢国兴盛时期,逐渐向四周扩展(主要向西向南发展),领域不断扩大,其势力达到了云南的德宏、西双版纳地区和中南半岛的部分地区,迁徙到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哀牢人(大傣)还建立了‘达光王国’(即‘滇越乘象国’)。公元七世纪‘南诏国’建立,哀牢国日趋衰落,大批的傣、泰、老、掸诸族的祖先又继续向西向南迁徙,与早期向西向南发展的‘哀牢人’混合。此后,傣、泰、老、掸诸族(包括阿洪傣)的居住地才形成了现在的格局。” 赵相如(1987)借助对现代维吾尔语“bas-”(印刷)一词的渊源、涵义及其相关问题的考证,研究了我国中原印刷术传入古代新疆地区以及伊朗和欧洲的年代、路线及进程,进而推断:“元朝是我国印刷术西传的年代。把中国印刷术从新疆沿着古代东西方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传入波斯,再经波斯传入埃及阿拉伯世界和欧洲西方世界的,是我国维吾尔族先民。”这也表明,跨境语言在研究民族文化交流史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二)独特文化样式的源泉和依托

跨境语言也是许多独特文化样式产生的源泉和生存的依托。尤其是那些主要依靠口耳相传的文化样式,更离不开滋生它的语言。最具民族特色的各个民族代代相传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曲艺、戏剧等都得益于各种民族语言的滋润、表现和传播。例如赫哲族的说唱艺术形式《伊玛堪》,就是依靠民间艺人在猎场、网滩或茅屋里说唱而得以传承和流播,被称为“北部亚洲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2011年被列入联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任远2013)。他如藏族的《格萨尔》、维吾尔族的《阿凡提》、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景颇族的《勒包斋娃》等等,都因民族语言而生,并主要依靠民族语言代代口耳相传。丰富的跨境语言,正是这些绚丽多彩的文化财富的生存基础和传播媒介。

    (三)当代文化建设的资源

以跨境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艺术、民俗等,因其历史悠久、多元浑成,往往具有鲜明的特色,也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不仅可以从中继承和借鉴生动活泼的传统文化样式,以丰富当代文化表现形式,而且也可在内容上挖掘和弘扬其中体现的勤劳勇敢、惩恶扬善、忠义仁爱等可贵精神,以服务于当代精神文明的构建。因此,注重挖掘、整理和利用跨境语言及其表达的各种文化资源,对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融汇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发展当代文化,丰富人民文化生活,推进当代文明建设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壮族民间艺术家发掘整理的故事、传说、山歌、戏剧,如《布伯》、《刘三姐》、《百鸟衣》、《侬智高的故事》等,因特色鲜明而广受喜爱,享誉全国。199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委员会组织专家开发了古壮字信息处理系统,并应用于各类古壮字抄本的整理,相继出版了《布洛陀经诗译注》、《壮族民歌古籍集成》、《嘹歌》和《欢岸》等壮族古籍,让古老而丰富的壮族传统文化再展风采,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增添了新的内容(红棉树2007)。

    (四)国际文化传播的便利工具

世界各国都注重利用跨境语言传播自己的文化。尤其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步伐加快的今天,发挥跨境语言的优势,加强相关国家的文化交流,促进文明互鉴,更具有现实意义。我国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建设,也需要充分发挥跨境语言的作用,通过语言桥梁,促进人文交流和人心相通,为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奠定基础。我国这方面的工作相对薄弱,有些国家颇为重视。据悉,在新疆地区就有国外8个电台的128个频率,每天使用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乌兹别克语、柯尔克孜语等开展宣传(黄行2013)。有数据表明,前几年我国延边新华书店销售的朝鲜文图书有80%是韩国出版的,延边大学10万册朝鲜文图书中有7万册是韩国捐赠的(周庆生2013)。这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不可忽视的是,有些国家和组织利用跨境语言对他国进行文化渗透,甚至实施煽动颠覆活动,也构成了相关国家边境地区的安全隐患。

总而言之,跨境语言的多元文化样态,丰富了世界文化生态,蕴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利用价值。借助跨境语言研究,尤其是联系其赖以生存的特殊族群、政治、地缘、历史等背景因素,或可揭示文化生成、发展、传播、接触、竞争的难得景观和特殊规律。这无疑具有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对于人类文化建设和发展不无裨益。

   三 珍贵的历史资源

跨境语言的形成,与环境变迁、自然灾异、战争动乱、社会变革等因素引起的人口迁徙、国界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它隐含着丰富而珍贵的历史记忆,是人类演进的“活化石”。其中不乏现存文献和历史遗物已经失记的珍稀信息。恰如有学者所说:“一种语言囊括它的使用者的历史,正如人们常常比喻的,语言是历史的档案馆。”(徐世璇、廖乔婧2003)发掘跨境语言所珍藏的历史信息,既可与其他史料相印证,也可为已经失记的历史补缺漏,具有其他史料所不及的价值。尤其对于研究民族史、文化交流史、人口迁徙史、经济史、历史地理、战争史、灾异史等钩沉索隐之类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例如我国南部边疆形成的自北向南的黔、滇、桂、越北跨境民族迁徙走廊,也造就了语种丰富的语言走廊,分布着汉、越及壮侗、苗瑶、藏缅、南亚等数十种语言。这个万花筒似的跨境语言走廊,保存着因战乱、灾荒、人口增长以及明清时期朝廷实施的“调北填南”的移民政策等因素所引发的民族迁徙记忆。举例来说,广西那坡县布央人有个传说,其祖上因躲避战乱而逃散。兄弟三人,一个留在本地,一个逃往云南方向,另一个去了越南。但无文献可证。20世纪 50年代地方政府进行民族识别时,把云南的布央人归入壮族,广西的布央人归入瑶族。80年代末有语言学者在田野考察时发现,与那坡布央人语言最为接近的,确实有一支分布于云南省富宁县谷拉乡“布央八寨”;另一支在越南高平省,自称“恩”,当地的侬族称之为“侬环”。这正好印证了布央人的传说(李锦芳2013)。又如不少学者论及的“藏彝走廊”,分布着非常丰富的语言资源。孙宏开先生(1983,2013)根据语言的分布及其相互关联性,并联系其他方面的证据,论证了该“走廊”的形成线索。他指出:“从我国和邻国的历史资料以及考古发掘等资料综合分析,使用藏缅语族语言的族群,在4000年前,陆续沿丝绸之路、横断山脉、八江流域、藏彝走廊等多条路线南迁,散居在喜马拉雅两侧,他们的语言有明显的亲缘关系,有一批禁得起推敲的同源词,语音和语法上大体可以捋出一条历史演变的轨迹。”因此他推断,以青藏高原为起点,这一带的人群曾经以多条迁徙路线向南、向西迁徙,形成了多条”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其中有的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南麓定居,也有从西域来去的各族群在这里贸易乃至生息。因而,这里既是伊斯兰族群的交往通道,又是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核心地区,也是汉藏语系尤其是藏缅语族各族群的发源地,我们从语言分化、语言接触和许多目前仍然保留的语言演变事实可以看到许多未解读的蛛丝马迹。这类研究,充分彰显了跨境语言作为“活化石”的史学价值。

   四 重要的政治资源

跨境语言多为少数民族语言,并且与特殊的地缘、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多元文化相联系,因而,它不仅具有民族意义、地区意义和国家意义,而且具有国际意义,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源。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其政治功能日显重要。

    (一)联系邻邦的独特桥梁

异国同族民众语言相通的优势,也蕴含着得天独厚的民族感情基础,这是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良好条件。可以跨境语言为桥梁,与邻邦开展全方位的民间交往,推进经贸、文化、安全等方面的深度交流与合作,以增进了解,密切关系,促进政治互信,构建稳定持久的友好关系,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方面,我国过去有成功的实践。今天也不乏范例。例如中缅边境的德昂族与缅方的崩龙族,因同族的情感和同语的便利,虽有国境线分隔,但交往密切。从生产到贸易,从文化教育到宗教,乃至婚姻,都互动自如。举例来说, 1998年8月下旬,缅甸德昂族在南坎一座名叫“杉禄”的大山上举行缅甸崩龙族文字创制26周年纪念会,我国大批德昂族人及德昂族研究者应邀赴会。与会者都得到了一些用新创德昂族文字印制的材料,多位中国德昂族人表示要学习掌握这套文字,并准备向自己的同胞推广。此前,陇川德昂族聚居的村寨还建造了一座与缅甸杉禄山上一样的纪念德昂族创制拼音文字系统的纪念碑,在基座上也同样用4块石碑镌刻了缅甸德昂族文字方案,并在开头用中文说明:“为了弘扬德昂族民族文化,于公元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九日将德昂族文字刻入标志碑”。与此相应,缅甸掸邦第一特别行政区所辖的果敢县,居住着德昂、傣、苗、阿低、傈僳和汉等民族,由于战乱等因素的影响,教育较为落后,教师奇缺,一些校长或民族头人纷纷到相邻的中国镇康、耿马等地的民族同胞中,聘请知识青年去缅甸任教,并延请一些学者为他们修订教材。这表明中缅跨境民族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黄光成1999)。当今,中国与邻近国家合作,先后提出和正在逐步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越“两廊一圈”(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国家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等,这些也迫切需要跨境语言从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二)维系边疆民族团结的黏合剂

正确对待和有效利用跨境语言,有利于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安定和国家统一。民族语言不仅承载着民族文化,也凝聚着民族感情,是民族的纽带和标记。任何民族都珍视自己的语言,尊重一个民族必须尊重其语言。跨境语言大多使用人数少,通行面较窄,在通用语的挤压之下有的日渐衰微乃至濒危,维护这些语言的生存和地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利于赢得人心,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国家认同感。否则,可能会导致民族自卑、感情疏离、甚至人心向外等情况的出现,从而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这方面也是有很多教训的。例如,2009年6月斯洛伐克通过的《国家语言法修正案》,影响了匈牙利语的地位和功能,引起了本国匈牙利族人的强烈不满,而且造成了与匈牙利国之间的严重外交冲突;近年来乌克兰的持续动荡,也与俄语的地位之争密切相关。

    (三)特殊的安全资源

语言是双刃剑。它既可以凭借其独特性构筑安全屏障,也可以用作各种博弈的利器。在当今非传统安全领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形势下,跨境语言的安全价值更为凸显,成为国家安全领域日趋重要的多功能要素。

众所周知,边境地区是国家安全关注的重点地带,也是不安全因素多发区域。利用跨境语言,加强与边境地区各族群众的联系,不仅有利于融洽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而且有利于及时掌握有关信息,发现问题,为边民排忧解难,化解矛盾,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维护边疆稳定。同时,利用跨境语言的便利,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沟通协调,有利于邻邦之间增进互信,在治安、反恐、缉私、禁毒、军事等领域开展合作,构建安宁友好的周边环境。

从另一个方面看,跨境语言也往往是各种敌对邪恶势力用来联络勾结和宣传渗透的独特工具,不可忽视。以我国为例,在周边的某些地区,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颇为猖獗,贩毒走私、政治煽动、文化渗透和情报窃取活动比较频繁,跨境语言也成为邪恶分子秘密活动的屏障和渗透策动的工具,对地区和国家安全带来了极大威胁。因此,利用跨境语言来破解各种敌对势力的秘密、防范渗透及恐怖等各种犯罪活动、瓦解敌人队伍,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可见,重视跨境语言的保护和利用,也是国家安全领域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六 待采的经济资源

丰富多彩的跨境语言资源,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不仅可以充分利用跨境语言优势来推动边疆经贸发展,而且还可开发跨境语言产品、语言服务和特色文化产品,发展语言经济。

    (一)发展语言服务业

区域合作的热兴和全球化发展,催生了对过去不为人重视的跨境语言的各种需求,这为发展跨境语言服务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可针对现实和未来的各种需要,开展跨境语言培训服务、翻译服务、语言文字咨询服务、文字速录服务、语言文字编辑服务、导购等商务语言服务等。这是语言经济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宁夏吴忠市有成功经验。据报道,该市47%以上的人口是回族,他们瞄准了阿拉伯语人才的需求,大力培养回族青年的阿拉伯语能力,为全国不少地区提供阿拉伯语服务。2004年以来,吴忠市先后在广州、浙江义乌和福建石狮成立了阿语人才服务管理中心或工作站,仅义乌市就有吴忠市的1600多名阿语翻译。语言服务业的发展,使吴忠市很多农民脱贫致富,也促进了他们当地和服务地的经济发展。

    (二)开发语言成品

过去,跨境语言因不为人所重视而鲜有语言成品生产,这为跨境语言成品的开发留下了无限空间。可根据我国实施“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周边区域发展战略对跨境语言的需求,开发相关热点地区的语言成品。如跨境语言的字典词典等工具书、教材教辅等语言教学资源、以跨境语言为内容或工具的各种电脑应用软件以及游戏等娱乐产品、日用声控软件等语言技术产品、语料库、以跨境语言文字为装饰的文化产品和艺术品,等等。

     (三)发掘旅游资源

以跨境语言为载体的异彩纷呈的各种文学、艺术、民俗等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旅游资源宝库,可以充分发掘利用。例如各民族的戏剧、曲艺、民歌、故事、传说等等,都可打造为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

     (四)助推跨境商贸

跨境语言在促进周边商贸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据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潘克·基默威特研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着共同语言的两国之间的贸易量是语言不同国家的3倍(潘春见2006)。我国有学者曾对老挝“云南人”(指操云南汉语方言的华人华侨)做过调查,发现他们复杂多样的语言生活,使之获得了丰富的语言资源和很强的多语交际能力,因而很多人凭借这一优势,在边境商贸中获得了成功(王仲黎2012)。这表明,利用跨境语言优势,开展跨境商贸,可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此外,可以预期,在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利用跨境语言发展电子商务,也充满着诱人的经济前景。


由上述可以看出,跨境语言是国家难得的具有多功能的综合性资源,也是战略资源,绝不可小觑。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对跨境语言生态关注不够,研究不多。不仅这些宝贵的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尤其严重的是上文已经述及的,有些跨境语言活力日衰甚至濒危。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的报告所指出的,“目前世界上大约97%的人口使用着大约4%的语言,反过来就是,全世界约96%的语言由仅仅约3%的人口在使用。”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将是整个人类的损失。”因此,重视跨境语言的保护和利用,着力维护包括跨境语言在内的各种语言的活力,是国家应当高度重视的新课题,也是全人类面临的当务之急。


[*] 本文是在2014年撰写的一篇旧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感谢戴庆厦先生的督促和指导。此为国家语委重点项目“‘一带一路’话语构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原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6年第2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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