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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辉 、张卫国:西方语言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趋势与评价
发布日期:2017-12-08 18:37:45   点击: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语言的交际功能被逐渐放大,语言及其相关问题越来越多地与经济联系在一起,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边缘的交叉学科领域悄然兴起。近十几年来,语言经济学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其研究领域也在不断地拓展,出现了语言与移民、语言与贸易、语篇分析金融(经济)等新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语言经济学;语言规划;语言与移民;语言与贸易;语篇分析金融

中图分类号:H005;F069      文献标识码:A

 

语言与经济的关系是近几十年来各国学者日益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小到个人的语言学习决策,大到一国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制定与实施,都与这一话题相关。除开语言学家、教育学家、社会学家的传统关注之外,经济学家对语言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关于语言与经济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不断涌现,人们一般将此类研究称为语言经济学。而随着交叉学科研究的兴起以及语言学、经济学自身的发展,语言与经济之间的契合点越来越多,特别是21世纪以来,语言经济学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地拓宽其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本文对新近的语言经济学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析。一方面旨在梳理语言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希望能加强人们对新时期语言与经济互动关系的了解和认识,促进语言经济学这门交叉学科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一、语言经济学传统研究的深化   

(一)语言与收入关系领域

语言与收入关系一直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也是语言经济学研究最为成熟的领域之一,相关研究的主要结论是:语言技能与劳动者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关于语言能力影响劳动收入的理论机制,人力资本理论给予了较好的解释;二者的正相关关系也得到了以往大量实证与经验研究的支持。近十几年来,语言与收入关系得到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考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方法的改进,二是研究问题的拓展,三是国别研究。

第一,由于语言与收入关系研究主要采取计量回归的方法,研究中可能存在着测量误差或遗漏变量等问题,加之语言能力与收入之间的相互影响,内生性问题严重地影响着语言对收入影响程度的准确估计。因此在研究方法改进方面,重点在于解决语言能力与收入的内生性问题。而工具变量的使用是最常见的方法[①]

第二,在研究问题的拓展方面,新近的研究不再停留在以往对总体语言能力的考察上,而开始对有关读、写、说单项语言能力对收入的影响进行细致的研究考察,如Anthony Carnevale等人[②]的研究。此外,有关语言能力与其他人力资本的互补性等问题(语言能力与其他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共同影响作用)也纳入到研究中来。具有代表性的有Barry ChiswickPaul Miller[]以及Eli Berman等人[]的研究。

第三,在国别研究方面,受囿于数据的可得性,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各国研究机构或个人对数据库建设的投入,基于不同地域(亚、非、欧、美洲)、不同发展水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同语言环境(前殖民地国家、非殖民地国家、多语国家、单语制国家)等层面的国别经验不断得以补充。所涉及国家包括:德国[⑤]、荷兰[⑥]、西班牙[⑦]、土耳其[⑧]、南非[⑨]、以色列[⑩]以及印度[11],等等。

(二)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经济学分析领域

近年来有关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经济学分析的研究主要活跃于欧洲地区,研究测算欧盟官方语言的效率及其成本问题,为解决欧盟的官方语言规划问题找寻出路。例如,Victor Ginsburgh等人以欧盟为例考察了“公民语言权利剥夺”(language disenfranchisement)的概念。当一种或更多语言不在官方语言名单之列时,这意味着一些人的母语进入政治或文化生活的权利被剥夺了。通过对公民语言权利剥夺率指标的构建和计算,欧盟官方语言最优数量取决于两个参数:一是社会对公民语言权利剥夺的敏感度,二是该语言政体语言的覆盖程度。关于如何避免欧盟中公民其他语言权利被剥夺,Ginsburgh等人研究认为,尽管英语作为广泛的流行语言,保留欧盟工作语言中的法语和德语是避免大规模公民语言权利被剥夺的关键。Jan FidrmucGinsburgh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多语社会的语言政体选择模型,发现公民语言权利被剥夺的程度和成本因语言而异。这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在平等对待各种语言时所面临的经济效率问题。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是欧盟成员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愿意继续原有的语言政体模式或将资金分配给其他语言服务上。只有当各成员国出于自身利益出发,并从中受益时,欧盟多语并存的原有格局才能被打破。

当然,对欧盟官方语言最优数量问题,也有人持谨慎态度。Michele Gazzola 通过比较三种不同方案下的六国语言政体经济和政治的优缺点,认为语言政体是否最优依赖于所采取的不同方案,而且多语的现状并不意味着欧盟不可避免地增加财政支出,即使增加也不会到达无法忍受的地步。基于此,GazzolaGrin尝试发展了一个强调效率与公平的语言评价框架,以保证欧盟以合理的成本进行交流。他们认为,由于不同的语言政体都依赖于各自的划分标准(诸如交流便捷性、组织简单性或包容性等),它们在各自的标准上都是最好的。因此,有必要澄清政策目标,认清那些流于形式的所谓解决措施,发展能结合不同语言政体的语言政策。

(三)语言动态发展领域

语言动态发展涉及语言消亡、语言转换和语言推广等方面,往往与少数民族语言问题联系在一起,其中自然也会涉及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和规划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语言消亡的现象日趋加剧,语言动态发展的研究重点在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及推广上,主要围绕着三方面展开[12]:一是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分析,重点在于少数民族群体使用或不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个体决策上,而非对那些引导人们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政策分析。例如,Bengt-Arne Wickström [13]等。二是少数民族语言传播与消亡的历时分析,如Daniel AbramsSteven Strogatz[14]Nagore IrriberiJose-Ramon Uriarte[15]等。三是基于影响语言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成本与收益分析,如Grin[16]等。其中,第一点和第三点相辅相成,前者是基于个体语言规划的微观行为分析,后者是基于社会语言规划的政策评价。

需要指出,语言动态发展研究虽然涉及经济因素,但相对于其他研究方向其最大的贡献来自语言学家(特别是社会语言学家),偶尔有经济学家涉足。尽管如此,正如Grin所总结,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经济学研究是一种有用的提醒,它提醒研究人员不要让自己陷入特殊的学科习惯的束缚之中。

二、语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一)语言与移民

语言与移民研究和语言与收入研究相关,但前者较后者范围更大。虽然目前语言与收入研究包括移民的语言能力和非移民的语言能力对劳动收入的影响,但早期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是考察移民语言能力对其收入的影响。而这里的语言与移民研究是指语言对移民劳动收入之外其他方面的影响,如语言相似度与移民率(语言对移民的地理流向的影响)、语言对移民的社会融入(婚姻、生育、居住环境)的影响等问题。可以说,语言与移民研究是在语言与收入研究基础上的一个话题延续。

移民是一种社会现象。经济学理论认为,移民总是从收入相对较低、机会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向收入较高或具有更多、更好的生活就业机会的国家和地区流动。一般情况下,移民目的国较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就业机会所形成的“拉力”要大于移民来源国较差的资源环境所产生的“推力”。涉及到语言,移民目的国语言是否易学,是吸引移民迁徙很重要的一种“拉力”。新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如果移民的母语在语言学意义上与他将要学习的语言非常接近,那么他学习掌握该语言就变得相对容易[17]。这意味着是否能快速学习掌握某一国家的语言成为人们移民决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Alicia AdseraMariola Pytlikova[18]利用语言学中的语言相似度指标,研究了语言与移民流向的关系。两位学者发现,语言相似度与移民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如果一国与另一国官方语言相似度越高,国家间的移民率就越高。具体而言,语言相似度对移民地理流向的影响程度高达14%-20%左右。与影响移民流向的其他因素相比,这一数值要高于国家毗邻因素,也高于共同的历史渊源因素,甚至高于失业率等因素的影响。以上表明,语言本身对移民的影响是巨大的。

语言不仅影响着移民的地理流向,语言能力还影响着移民在目的国的婚姻、生育和居住环境等。Hoyt BleakleyAimee Chin[19]基于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研究发现,来自非英语国家移民的英语能力增加了他们在目的国与原配偶离婚以及与美国本地居民结婚的概率;婚姻匹配上,英语能力也使得移民较容易地找到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较高收入的配偶,他们的生育率也较低;对于一些人而言,在居住地的选择上,具有较高的英语能力的移民往往生活在本民族移民聚居地之外的地方。这表明英语能力有助于增强移民社会融入的能力,因而在他们的社会融入过程中发展着重要的作用。上述结果也得到了其他研究的经验支持。Cahit GuvenAsadul Islam[20]利用澳大利亚的数据也发现,英语能力对移民的配偶选择以及自身和下一代的社会结果均有重要的影响。

语言与移民研究还从一个侧面验证了语言学中的“语言关键期”假说。BleakleyChin还发现,在控制了居住时间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之后,9岁之前来到美国的移民的英语能力全部都是流利的;而过了语言学习关键期之后才来到美国的移民,其英语水平普遍较低。该证据表明语言学习关键期确实存在。由于移民语言能力具有收入和社会融入效应,因此最佳的移民时间是在儿童时期,年龄最好不要错过语言学习的关键期。

(二)语言与国际贸易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语言对贸易的影响意义重大。经贸往来过程中,同一种语言有利于交流,会使交易更容易,更透明。而贸易双方如果没有共同的语言,虽然可以借助第三方翻译来完成交易,但贸易双方潜在犯错或产生误解的可能性变大,即贸易成本上升。因此,近年来有关国际贸易问题中的语言因素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大量文献研究了语言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第一,共同语言的影响。Jeffrey FrankelAndrew Rose[21]研究发现,与其他各方面禀赋相似但没有共同语言的国家相比,使用相同语言的国家间往往可获得1.8倍以上的贸易量;James AndersonEric Van Wincoop[22]也发现,语言障碍相当于对贸易额外征收了7%的关税,这与真实的关税壁垒8%的影响效应非常接近。Jacques Melitz[23]认为,仅从官方语言来判断国家间是否具有共同语言是不够的,他进一步考察了一国使用人数占总人口20%以上的语言对国家间贸易的影响,结果发现此类语言也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现实生活中,共同语言的种类很多,W. Travis Selmier IIChang Hoon Oh[24]基于Melitz的论文数据比较了英语、法语、西班牙和阿拉伯语分别作为共同语言对贸易的影响。他们发现,在这四种语言之中英语对贸易的影响是最大的。

第二,语言直接沟通能力的影响。语言直接沟通能力,即国与国之间使用其他通用语言交流的能力。William Hutchinson[25]利用33个国家样本分析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比例对贸易流量的影响,结果发现,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对国家间贸易贡献比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贡献更大,而且对出口的影响大于进口的影响。Hyejin KuAsaf Zussman[26]使用托福考试平均成绩的乘积对各国语言直接沟通能力进行了量化,发现英语交流能力对全球贸易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表明英语作为通用语能够缓解各国之间的沟通障碍。此外,Melitz在研究中将各国至少4%以上人口所使用的本国语定义为直接沟通语言,发现此类语言对双边贸易流量也有着显著影响。类似地,Jan FidrmucJarko Fidrmuc[27]统计了欧盟成员国家的语言熟练度水平,对语言沟通能力与贸易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第三方语言沟通能力的确影响着贸易流量,而且该影响要大于共同的官方语言对贸易的影响。

第三,语言距离或语言相似度的影响。语言距离是指不同语言人群之间相互学习各自语言的难易程度,一般用词汇统计学方法加以量化[28]。语言距离分数越高,表示两门语言之间的差别越大、学习越难,学习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多。以英语为例,一国语言与英语的语言距离越小,该国与美国的贸易流量越大,反之亦然[29]。其中,语言距离对进口的影响大于出口,尤其是在消费品的进口方面。不过,语言距离对贸易的影响效果与其他语言因素相比是较温和的。IpshordingOtten[30]发现,语言距离从25%相似度提升至75%,与之相关的贸易流量却只提高了4%

总之,语言之所以影响国际贸易,其机理在于:语言直接影响着贸易双方的交易成本,通过学习贸易国或第三方语言,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还有利于增强国与国之间对相互文化及价值观的了解与互动,从而推动双边贸易的发展[31]

(三)语篇分析金融(经济)

金融学研究中,理性预期理论和有效市场假定是股票定价的两大基石。其中,有效市场理论认为,金融市场中的证券价格反映了其中蕴含的所有可能信息[32],进而只有新的且未被市场所预期的消息发布时,才会引起股价的变动。理论上,有效的企业估值应该等于它们预期现金流折现值条件下投资者的信息集,其中包括有关上市公司的定性描述,如经营环境、业务以及金融媒体报道中的前景等。因此,以往大量文献探讨的是股票市场价格中所蕴含的定量信息问题。但是实践上,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大幅变动似乎不会随着公司基本面定量测度的变化而变化,这表明一些定性变量可能有助于解释股票回报。基于上述观察,Paul Tetlock等人[33]开创性地对一些定性的言语信息进行量化,特别研究了新闻报道中的负面词汇对上市公司财务盈余和股票收益的影响,并考察了词汇的使用是否可以用来改善人们对上市公司未来现金流的预期。这其中的言语信息量化便使用到了语言学的语篇分析技术。

Tetlock等人收集了19802004年间《华尔街日报》和《道琼斯新闻服务》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S & P 500)的新闻报道,依据哈佛IV-4分类词典的标准并利用语篇分析技术统计了每篇文章中的负面词汇占比,总观测值达20余万个。进而,在控制了上市公司的基本特征(包括公司规模、交易量、账面市值比、净值市值比、盈余惯性以及新闻报道当天、前两个交易日、上月和上一年股票的异常收益)和企业价格风险因素协方差等变量之后,对新闻报道中负面词汇与公司盈利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负面词汇与上市公司盈利负相关,其影响甚至要高于分析师预测和历史财务数据对公司盈利的影响。基于公司基本面的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和其他方面的新闻报道相比,公司基本面的负面报道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更大,这表明定性的言语信息并不仅仅是对上市公司传统绩效量化简单的反馈,语言媒体传递的信息超越了标准的数值报告,量化新闻故事中的这些媒体情绪能预测股票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讲,语篇分析金融增强了人们对上市公司现金流动及盈利的预期和理解,其研究结果也构成了对传统股票定价理论和有效市场假定的一个挑战。

语篇分析技术不仅被应用于金融学领域,还被应用到经济政策不确定的度量之中。Scott Baker等人[34]基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本土10大权威报刊上登载的同时包含经济政策”和“不确定性”三类词汇文章出现的频次,构建了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其他11个主要国家的月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且利用该指数实证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微观经济的影响。作者发现,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与股票价格波动性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与投资和政策敏感性部门(国防、金融、基建等部门)的就业水平呈现负向相关关系。该研究最大的亮点就是基于报纸文章中词汇覆盖频率构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标。

三、简评与启示

以上我们从不同侧面对最近十几年间西方语言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梳理,旨在讨论这一话题在促进对语言问题和经济问题的理解以及二者有效互动的前景。具体地,我们将语言经济学的新进展分为两个部分:语言经济学传统研究的深化和语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从上文可以看出,在传统语言经济学研究方面,语言与收入关系、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经济学分析以及语言动态发展等研究领域深化的方向主要围绕着为理解和解决真实世界中语言实际问题而展开。

首先,随着语言能力与收入研究的深入,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基本得到了广泛验证。在此情形下,语言能力是否对收入产生影响不再是研究的重点,人们更加关心各国经验中语言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这对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需要对数据和结果进行更为精确的估计。重心的转变就使得语言与收入研究在技术和方法上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善。研究结果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具有了进一步的政策含义。如果语言在一国具有很高的回报率,国家有责任加大对语言教育的投入,劳动部门也应该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劳动者语言技能培训。这对于改善劳动者收入及经济地位、调整社会整体收入分配结构具有重要意义。而如果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上语言的经济回报虽然为正,但增量不明显,那么,语言技能投资可能就不是非常紧迫的,政策部门可能将资源向更为紧迫的任务倾斜。可喜的是,自2005年以来国内也陆续出现了考察普通话和方言能力对农民工城市就业及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35],为国际语言与收入关系研究提供了中国的经验支持。

其次,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本身就是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个较新领域,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而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经济学分析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萌芽,兴起于90年代,是经济学方法在语言学问题上的应用之一。具体而言,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经济学分析主要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解释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效应和内容,研究讨论如何应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来达到特定目的,进而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目标进行经济学评价[36]。随着研究的深入,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经济学分析在过程中更加强调理性选择过程,在目标上更侧重于社会福利的提升[37],正逐步从概念层面向某些具体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方向发展,特别是经济学尝试在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效率、公平以及语言多样性保护之间寻求一条较为合理的解决办法。

第三,近几十年来全球语言消亡问题日趋严重,少数民族语言保护问题日益得到世界各国的官方关注,有关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及推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语言经济学新时期语言动态发展研究的重要方向。对于语言消亡和语言推广的经济学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语言动态发展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即经济力量在其中的驱动作用。经济学的视角是对传统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有力补充[38]。这一研究也体现了语言经济学为解决现实语言生活问题所付出的努力。

当然,语言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语言经济学是建立在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视角和基础之上的,自语言经济学产生之日起,语言经济学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地扩大[39]。在语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方面,语言与移民、语言与贸易、语篇分析金融(经济)等新兴研究方向的出现,体现了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视角遵循以问题为导向的一贯传统。

当今社会,移民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移民是劳动力对地理性流动的投资,那么,哪些人更愿意进行这种投资,进而在何处进行投资,这些问题需要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解决。政策层面,国家和地方政府也亟需学者的政策建议。此外,移民也不仅是简单的工人移居,更重要的是工人人力资本的技术转移和流动。技术转移和流动首先是语言上的沟通。语言能力也是一种人力资本,较好的语言能力不仅与移民收入正相关,与教育和工作经验等其他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对移民的婚姻、生育、居住条件等也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把语言纳入移民的研究中来,丰富了劳动、人口以及移民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特别有助于理解新时期移民的语言学习以及由语言引发的社会融入问题。对移民的婚姻、生育和居住环境等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还有助于我们对移民家庭环境及其内部语言规划的理解。移民的婚姻决策扩大了因语言导致的个体间差距,例如,当外来移民与美国本地人结婚之后,其英语能力会随之提高,而如果移民与较高收入的本地人结婚,整个家庭的收入也会随之增长。一般来说,人们不主张为了获得特定的婚姻和生育结果而改变语言政策,但为了使人们获得更好的教育或更高的收入,相关部门却可以对语言政策进行调整。事实上,移民的语言能力有助于提高下一代子女的语言能力和受教育程度,并且显著地降低了他们的高中辍学率[40]。这种代际效应很大程度上源于移民的家庭结构,特别是语言结构因素。

在贸易研究方面,既有国际贸易研究往往从一国经济规模、人均购买力、地理距离、贸易协定等方面考察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而国际贸易是经济互动行为,而互动最常规性的工具是语言,因此刻画语言变量并注重语言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扩充了国际贸易理论与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为语言产业的构建以及语言通用度的提高建立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相关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内涵,注重语言文化推广以及提高语言翻译标准化与精确度是改善国际贸易、赚取语言红利的必要之举。

语篇分析金融(经济)是经济学和金融学中的一个崭新话题。如果说传统语言经济学研究以及上述新进展是将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应用到语言问题中,语篇分析金融(经济)则相反,是在金融和经济学研究中借用了语言学语篇分析的技术和思想。在金融学领域,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研究往往专注于某一特定事件类型,如盈利公告,公司重组或分析师建议等,而语篇分析金融通过量化言语信息,使得研究人员可以检验任意事件的定向影响。分析更为完整的影响公司基本面价值的活动事件,也可以使研究人员能够识别企业和市场对相关事件的常规性反应。此外,言语信息交流是获取公司基本面特征的一个潜在的和重要的信息来源。现实生活中,股市投资者很少能观察到企业的生产活动,他们所能得到的大部分是二手信息。这些消息的来源有三个:一是分析师的股市预测,二是公开披露的公司财务状况,三是公司当前和未来盈利活动的新闻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财务数据公开披露不完整,而股票分析师又具有一定的主观偏见或是出现分析失误,语言变量在公司未来收益和回报上的补充解释力就变得更强。语篇分析金融(经济)研究的贡献在于,通过语篇分析对言语信息的量化,它捕捉到了现实经济运行的走势,而一些走势特征是传统方法难以量化的。这使语言学和经济学之间的互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目前,国际主要经济和金融信息提供商(例如道琼斯、汤姆森路透社和彭博等)基本上都在使用语篇分析方法作为衡量和审定各自新闻语言语气的标准。

最后,关于语言与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发展,除了上述几方面研究外,还有一些经济学文献值得一提,比如关于经济发展与语言词汇增长[41]、语言与企业理论[42]、博弈与语用策略[43]等方面的研究。这些文献基本上也是以问题或兴趣为导向的。例如,经济发展与语言词汇增长方面,虽然实证研究表明二者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这一结果仅仅是纯数据相关的,二者相关性缺乏理论机制的阐释。这也暴露出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缺陷,即忽视了理论“硬核”或框架的构建。事实上,虽然十几年来语言经济学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但目前为止它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44]。因此,语言经济学要想彻底摆脱当前的尴尬局面,其未来的研究应该在进一步深化已有研究的同时,重视对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构建。

 

New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in the West: Trends and Assessments

LIU Guohui  (Yanbian University)

ZHANG Weiguo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economics becomes more and more inseparable. Since 1970s, substantial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economy have been carried out. More recently, as economics of language has been expanding its research area continuously, there are some new trends of the topic, such as language and immigration, language and trade, and the textual analysis of finance, etc. This paper give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n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on the study on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and presents an assessment on the study features and relevant policy implication.

Key words: economics of language;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and migration; language and trade; textual analysis of finance


     l  作者地址:刘国辉. 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延吉 133002。

  张卫国(通讯作者).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山东大学语言经济研究中心;济南 25010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5JLB091);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项目(JJKH20170484SK);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ZR2015GM010)。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①] BLEAKLEY H, CHIN A. Language Skills and Earnings: Evidence from Childhood Immigran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4, 86 (2): 481-496.

[] CARNEVALE A, FRY R, LOWELL L. Understanding, Speaking, Reading, Writing, and Earnings in the Immigrant Labor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 (2): 159-163.

[] CHISWICK B, MILLER P. The Complementarity of Language and Other Human Capital: Immigrant Earnings in Canada.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03, 22 (5): 469-480

[] BERMAN E, LANG K, SINIVER E. Language-skill Complementarity: Returns to Immigrant Language Acquisition. Labour Economics, 2003, 10(3): 265-290.

[] STOHR T. The Returns to Occup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Use: Evidence from Germany. Labour Economics, 2015, 32: 86-98.

[] YAO Y, VAN OURS J. Language Skills and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of Immigrants in the Netherlands. Labour Economics, 2015, 34: 76-85.

[] ISPHORDING E. Returns to Foreign Language Skills of Immigrants in Spain. LABOUR, 2013, 27: 443-461.

[] DI PAOLO A, TANSEL A. Returns to Foreign Language Skill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 Case of Turke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15, 51(4): 407-421.

[] LEVINSOHN J.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turns to speaking English in South Africa // HARRISON A. Globalization and Pov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629-646.

[⑩] CHISWICK B, MILLER P.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International Analys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11] AZAM A, CHIN A, PRAKASH N. The Returns to English-Language Skills in 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13, 61(2): 335-367.

GINSBURGH V, ORTUNO-ORTIN I, WEBER S. Disenfranchisement in Linguistically Diverse Societies: 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5, 3: 946-965.

FIDRMUC J, GINSBURGH V. Languag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Quest for Equality and its Cos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7, 51: 1351-1369.

GAZZOLA M. Managing Multilingualism in the European Union: Language Policy Evaluation for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Language Policy, 2006, 5: 393-417.

GAZZOLA M, GRIN F. Assessing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in Multilingual Communication: Toward a General Analytical Framework. AILA Review, 2007, 20: 87-105.

[12] GRIN F. Challenges of Minority Languages // GINSBURGH V, WEBER 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Economics and Langua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616-658.

[13] WICKSTROM B. Can Bilingualism Be Dynamically Stable? A Simple Model of Language Choice.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2005, 17: 81-115.

[14] ABRAMS D, STROGATZ S. Linguistics: Modelling the Dynamics of Language Death, Nature, 2003, 424(6951): 900.

[15] IRIBERRI N, URIARTE J. Minority Language and the Stability of Bilingual Equilibria.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2012, 24: 442-462.

[16] GRIN F. Promoting Language through the Economy: Competing Paradigms // KIRK J, BAOILL D. Langua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lfast: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2.

[17] ISPHORDING I, OTTEN S. Linguistic Barriers in the Destination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Immigran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14, 105: 30-50.

[18] ADSERA A, PYTLIKOVA M.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Shap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Economic Journal, 2015, 125(586): F49-F81

[19] BLEAKLEY H, CHIN A. Age at Arrival,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Social Assimilation among US Immigrant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0, 2(1): 165-192.

[20] GUVEN C, ISLAM A. Age at Migration,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Socioeconomic Outcomes: Evidence from Australia. Demography, 2015, 52: 513-542.

[21] FRANKEL J, ROSE A. An Estimate of the Effect of Common Currencies on Trade and Incom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17(2): 437-466.

[22] ANDERSON J, VAN WINCOOP E. Trade Cos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 42(3): 691-751.

[23] MELITZ J. Language and Foreign Trad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8, 52(3): 667-699.

[24] SELMIER II W, OH C. The Power of Major Trade Languages in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13, 20(3): 486-514.

[25] HUTCHINSON W. Does Ease of Communication Increase Trade? Commonality of Language and Bilateral Trade.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 49(5): 544-556.

[26] KU H, ZUSSMAN A. Lingua Franca: the Role of English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10, 75(2): 250-260.

[27] FIDRMUC J, FIDRMUC J. Foreign Languages and Trade: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Empirical Economics, 2016, 50(1): 31-49.

[28] 张卫国,陈贝. 引力模型与国际贸易问题中的语言因素.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14, (1): 227-238.

[29] HUTCHINSON W. Linguistic Distance as a Determinant of Bilateral trade.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005, 72(1): 1-15.

[30] ISPHORDING I, OTTEN S. The Costs of Babylon: Linguistic Distance in Applied Econom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3, 21(2): 354-369.

[31] 张卫国,孙涛. 语言的经济力量:国民英语能力对中国对外服务贸易的影响. 国际贸易问题, 2016, (8): 97-107.

[32] 弗雷德里克·米什金. 货币金融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3] TETLOCK P, SAAR-TSECHANSKY M, MACSKASSY S. More than Words: Quantifying Language to Measure Firms’ Fundamentals. Journal of Finance, 2008, 63(3): 1437-1467.

[34] BAKER S, BLOOM N, DAVIS S.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131(4): 1593-1636.

[35] 参见“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 2006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上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GAO W, SMYTH R. Economic Returns to speaking “Standard Mandarin” Among Migrants in China’s Urban Labour Market.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11, 36: 342-352; CHEN Z, LU M, XU L. Returns to Dialect: Identity Exposure through Language in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4, 30: 27-43.

[36] 张卫国. 经济学为语言规划研究注入新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02-13.

[37] 张卫国.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经济学与语言学比较的视角.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5): 8-13.

[38] 张卫国. 遮蔽与澄明: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学术月刊, 2012, (12): 77-82.

[39] 张卫国,刘国辉. 中国语言经济学研究述略.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2, (6): 102-109.

[40] BLEAKLEY H, CHIN A. What Holds Back the Second Generati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Language Human Capital among Immigrant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8, 43(2): 267-298.

[41] REKSULAK M, SHUGHART II W, TOLLISON R. Economics and English: Language Growth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004, 71(2): 232-59.

[42] CREMER J, GARICANO L, PRAT A. Language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 122(1): 373-407.

[43] GLAZER J, RUBINSTEIN A. Debates and Decisions: On a Rationale of Argumentation Rule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2001, 36: 158-173; GLAZER J, RUBINSTEIN A. On Optimal Rules of Persuasion. Econometrica, 2004, 72: 1715-1736.

[44] 张卫国. 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基本框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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