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荟萃  
» 中心沙龙
» 报刊荟萃

 
·当前位置: 首页 > 学术论坛 > 报刊荟萃
赵世举:华语的历时流变和共时格局及整体华语观*
发布日期:2018-03-01 10:45:52   点击:

来源:《文化软实力研究》2017年第6期,作者:赵世举

  摘要:“华语”的界定,众说纷纭,客观上导致概念的混乱和认识上的局限。华语是全球华人共有的语言,构建对华语的整体性认识和概念的统一,不仅有利于深化对华语的全面认识,促进华语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增强全球华人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和凝聚力。事实上,界定各异的华语,溯其源,都是由古汉语演变来的,就连“华语”名称,也源自我国古代,承用于近现代。古汉语经过历时演变,发展成为现代汉语;同时,经过共时空间传播和历时传承,衍生出不同历史层次的本土方言和标准语、域外方言和区域标准语共存的生态格局。流播全球的汉语,形式上散布各处,称谓不一,实则血脉相连,是一个有机整体。并且正在由过去的点线流播,走向网状连通,内在联系更为紧密;由过去的孤岛生存,渐向互动融合的方向发展。是全球华人的纽带和族群标记。因此,有必要确立“整体华语观”。

  关键词:华语 汉语 整体华语观 华人华裔 族群认同

 近些年来,“华语”问题渐受重视。那么什么是华语?华语与汉语是什么关系?众说纷纭。笔者对众多的华语定义梳理后发现,关于华语的对象指称和范围界定至少有六七种之多。那些不同的界定,往往是基于不同的视角或不同的背景做出的,都有其意义和价值。但过大的界定分歧,在客观上造成了概念的纠葛、表述和对话的困难,以及对华语的片面认识。其中有些看法甚至容易导致对华语整体性的割裂和族群内部的疏离。随着当今华语的发展和全球华人格局的变化,有必要全面审视华语,深化对华语一体性的认识,树立整体华语观。

我们注意到,华语不同定义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原因。其中立场、身份、动机、乃至政治等因素也许是主要考量,致使某些界定忽视了语言事实本身,多了些主观色彩和视野局限,因而难以形成共识。其实,对于一种语言的科学界定,最根本的应该着眼于语言事实本身,而非语言之外的东西,更不能受主观因素的左右,至少不能过多地受主观因素的束缚。不言而喻,对华语的界定,应该主要依据华语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特性,而非其他因素。因此,深入考察华语的历时流变、共时格局及其特性,是我们全面认识华语、准确定义华语的必要前提。

华语是全球华人共有的语言。构建对华语的整体性认识和概念的统一,确立“整体华语观”,不仅有利于深化对华语的全面准确的认识,促进华语更好地发展,而且有利于增强全球华人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和凝聚力。

 一、华语的已有界定及其问题

关于华语的界定很多,已有不少学者做过较为系统的列举介绍,例如郭熙的《论华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现代华人社会中称说“汉语”方式多样性的再考察》(《南开语言学刊》2007年第1期)等。这里不再详举。综观众多界定,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要看法:

1.华语即汉语。例如《现代汉语词典》即主此说。[i]

2.华语是汉语的共同语。例如:周有光:“汉语的共同语,大陆叫它‘普通话’,台湾叫它‘国语’,新加坡和国外华人叫它‘华语’。”[ii]台湾把对外汉语(国语)教学统称为“华语教学”,其实也是华语即汉语共同语的观念。

3.华语即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例如,汪惠迪:“华族是新加坡人口最多的民族,华语是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iii]

4.华语即海外华人的共同语。这是较为通行的说法。

5.华语即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iv]陆俭明提出的“大华语”,即“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有一定宽容度的汉民族共同语”;[v]李宇明定义的“大华语”,即“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vi]郭熙所说“华语是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vii]等,都属于这类看法。

6.华语即中华民族的语言。例如,张德鑫:“‘华语’解为中华民族的语言,理论上其内涵也应包含各少数民族的语言。”[viii]丁安仪等:“把中国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统称为‘华语’或‘中国语’。”[ix]

7.华语即世界各国所有说汉语群体的通用语。这是美国学者周明朗提出的“全球华语”的概念。它既包括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群体的共同语,也包括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群体的语际通用语。[x]

以上各种看法,都是基于一定视角和考虑提出的。从局部看,都有其理据和价值,但若综观华语的实际情况,着眼华语发展来看,大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同方面的缺憾。尤其是过大的分歧,不仅带来理论上的一些困惑,也给实际应用(比如称说)带来一定的困难。主要表现是:

第一,大都只着眼于标准语,而缺乏对方言的关照。这不利于建立起对一种语言的整体认识,而且容易造成术语使用上的困难和误解。例如,把华语定义为海外华人的共同语,那么新加坡的闽南话、粤方言在性质上类属上怎么定位和称谓?如果确认为“闽南语”“粤语”,就会让人误以为它们是独立的语言,而且是与“华语”不同的语言;如果称“汉语方言”,同样会让人误解为与华语不同的语言,而且新加坡人也未必能够接受把他们使用的语言称作汉语的方言;如果称作“华语方言”,其合理性似乎还需要从历史渊源和学理上进行论证。再则,如此定义,那么在海外,“华语”+方言的上位概念又叫什么呢?也是问题。可见,这种定义忽视了一种语言不同变体之间的联系,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华语的整体认同。不仅如此,这种定义也会带来身份认同的困惑,因为如果海外汉语方言被排除在“华语”之外,那么就意味着所讲的方言不是华语,那是什么语言呢?恐怕一般也不宜叫汉语。那些海外讲汉语方言的人也是华人,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为什么就不能叫华语呢?这就可能造成华人讲华语的身份认同出现麻烦。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很多海外华人华裔的第一语言恰恰是汉语方言,而不是狭义的“华语”,这是不容忽视的。

第二,大都只关注现状,而缺乏对历史渊源和历时层次的考量。例如,把华语定义为海外华人的共同语,甚至定义为某一华人社区的共同语,淡化了海外华语与国内汉语的渊源关系。而且由于汉语流播海外是有时代差异的,因而客观上造成即使是在同一华语社区,汉语(华语)的历史流播和现实格局也具有差异性。比如在马来西亚,有些华语社区,汉语方言使用更广,他们未必认同狭义的“华语”是他们社区的共同语。

第三,有的定义只看到一般情况,而没有注意到特殊现象。例如,有些华裔第一语言并非汉语,甚至就不懂汉语,这不是个别现象。就他们而言,如果说“华语是海外华人的共同语”,显然是不合事实的。但你又不能否认他们也是华人的事实。这显然也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第四,有的定义过于关注各社区华语的个性,重视共性不够。其实,任何一种语言在不同的环境中出现一定的变异,无论是地域变异、社会变异还是功能变异,都是正常现象。即使在国内,汉语方言变异多样,也没有影响汉语是一种语言的事实。包括通行世界的英语,虽然有英国英语、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的差异,也没有人否认它们都是一种语言,也未见有人更旗易帜。因此,不宜因为汉语在不同社区的变异而过于强调其差异,过度进行人为的区分。应主要着眼于其共性和联系性,从其整体性出发来定义其内部的不同变体。更何况,全球华语趋同已渐成大势,我们更应正视。

第五,有的定义只着眼于域外或域内,而未能通观域内外。这就容易造成顾此失彼,疏离域内外华语的整体性,片面地认识和处理局部的问题。

第六,至于把中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都纳入“华语”范围和把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群体所使用的汉语也纳入“华语”范围的看法,可能都值得商榷。因为前者显然超出了一般对语种划分的标准,过于泛化;后者涉及的只是谁使用的问题,并不影响对被使用的语言本身的定义问题。

第七,华语即汉语的说法,无论就其客观性,还是涵盖力等而言,都是能够成立的。然而,由于“汉语”之名具有鲜明的民族标记性并与特定的国家相联系,所以可能在国外人士中不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

为了避免上述问题,更全面准确地界定华语,我们认为,必须首先回到语言本身,全面审视流播全球的华语,深入考察其历史渊源、共时格局及特性,客观地正视华语的整体性和不同社区华语的联系性,适当兼顾使用者的身份、地域等差异性,努力寻求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以期对华语进行客观准确并具有广泛接受性的界定。

 二、华语历时流变和共时格局的初步考察

无论我们一般称说的哪种华语,溯其源,都是由古汉语演变而来的。就连“华语”这个名称,也源自我国古代,承用于近现代。

就我国现有的文献看,早期指称语言没有专名,只有通名。常用的通名是“语”“言”“言语”。专指某一种语言或方言时,一般采用地域名或国名或族称加“语”“言”等形式。例如:

(1)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左传·襄公十四年》)

(2)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礼记·王制》)

(3)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孟子·滕文公下》)

  后来才有了指称汉语的专名“汉语”“汉言”“汉文”“华语”“华言”“华文”等名称,也偶有称“夏言”“中华语”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专名的出现,恰恰就是为了区别于胡言夷语这些外族语,并且常常与外族语对言。例如:

(4)《国语孝经》一卷……又云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隋书·经籍志》)

(5)在鸟而鸟鸣,在兽而兽吼。教华而华言,化夷而夷语耳。(《南齐书·顾欢列传》)

(6)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高僧传·康僧会传附支谦传》)

 (7)外国说灭有多名,故诸结火灭名弥留陀,离诸觉观名曰涅槃。涅槃经中弥留陀灭翻为汉言,涅槃之灭仍存胡语。(《大乘义章》卷第十八)

(8)初,外国三藏众护撰述经要为二十七章。世高乃剖析护所集七章,译为汉文,即道地经也。(《出三藏记集传》上卷第十三)

(9)悉腊略通华文,既宴与语,礼甚厚,赐紫服、金鱼。悉腊受服辞鱼,曰:“国无是,不敢当。”(《新唐书·吐蕃列传》)

(10)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通辩夏言,寻览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晋书·载记·姚兴》)

(11)少年离本国,今去已成翁。客梦孤舟里,乡山积水东。鳌沈崩巨岸,龙斗出遥空。学得中华语,将归谁与同。(唐 顾非熊《朴处士归新罗》)

以上用例还表明,在我国古代,“汉语”“汉言”“汉文”“华语”“华言”“华文”等几个词语的所指和用法也是相同的,华语即汉语。另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汉语”源于朝代之名,而“华语”则是根据族群命名的。华语的命名与今天通行的语言命名方式一致,得名于“华夏”。《尚书》中就有了“华夏”之称:

(12)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乱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尚书·武成》)

 “华语”就是华夏族的语言,也就是后来的汉族的语言。

 “华语”这一名称,直至晚晴以降也仍然在用。例如:

(13)利玛窦兼通中西之文。故凡所著书,皆华字华语,不烦译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子部一六·天文算法类一·乾坤体义二卷》)

(14)李方去,又有两宫女来,佥庆王公主也。问太监曰:“彼等能华语否?”余闻之殊可捧腹,当先诸人答曰:“吾等本华人,虽能作数国方言,华语固所谙也。”渠辈闻之惊甚,且言曰:“大奇事!彼等所言,与吾徒殊无歧异者。”(《清宫禁二年记》上)

(15)太后谓余曰:“女画士性情如何?能华语否?”余答:“素稔加尔女士之为人,固一极端正之女子也,惟不谙华语耳。”太后曰:“渠兄久司海关,渠何以不谙华语?”余谓:“加尔女士离华已久,其旅华时日,计之极短。盖长从事于欧美间也。”太后曰:“渠不谙华语,殊慰余怀。余之踌躇不愿绘像者,即为须留外国人于宫耳。盖宫人类喜闲谈,或将以余不愿人知之事语之。” (《清宫禁二年记》下)

(16)我在这里所提出来的华语两个字,当然是专指“北平话”而言了,因为我们这个小刊物,既然叫做华语月刊,里边的材料又都是以北平话为主体;并且北平话通行的地方又广,和现下风行的国语又没有什么分别,所以拿它来代表华语,是没有可指摘的。(王化《我对华语教学的管见》,载《华语月刊》第32卷)

(17)最近运来的中国新闻影片,也都用中文字幕和华语报告了。(《世说新语:苏联拍摄华语影片》,载《时论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18)英国北部曼邺斯德城,为地球中制造棉布之总汇……该处各棉商特设学堂一所,以专教年轻商人,读华书而习华语,为后日派赴中国地步。现在该堂华文教习为派克君。(《论英人宜习华语(译字林西报)》,载《南洋七日报》第十四卷)

 以上用例,与当今“华语”一词的用法无异。既可统指汉语,也可以指汉语标准语。并且“中文”“华文”之称也可与之共现。

从古至今的事实充分表明,“华语”以族名命名的方式,彰显了其族群标记的性质;而其经常与“胡言”“夷语”对用的事实,又体现了它区别外族语言的功能。这恰与当今全球华语所具有的华人身份标记和主要使用于国外语境的功能高度契合。这更进一步证明,古今华语,无论其名,还是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

考察华语(汉语)的历史,能更清楚地看到古今华语血脉相连的事实。华语(汉语)起源很早,在有史可据的夏商时期就已经较为成熟,系统发达的甲骨金文和弥足珍贵的早期典籍就是明证。周代便实现了“书同文”。[xi]即使在“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xii]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有“雅言”、“通语”为时人所通用。秦汉时期,华夏民族的统一,一统性语言文化政策的推行,更加促进了汉语汉字的统一和发展。六朝以降直至明清,随着华夏主体民族与兄弟民族间的不断交流、交锋、杂居和融合,汉语也不断借鉴、吸收、融汇各兄弟民族语言乃至外国语言成分,逐步演变为稳定统一的近代汉语、现代汉语。

汉语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也不断向外传播。无论是箕子走朝鲜、徐福渡东洋、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还是大量商旅奔丝路、民众迁南洋、劳工赴美洲、改革开放之后的留学潮等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把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语汉字远播四面八方。

关于汉语的传播状况,有不少学者研究。吴英成把全球华语划为“三大同心圈”:即以华语为母语或者共同语的“中原”地区,叫内圈,包括大陆和台湾;以华语作为共通语的海外华人移民地区,叫中圈;以华语作为外语学习的非华人地区,叫外圈。[xiii]徐杰、王惠则认为,华语的运用“呈现出自北而南,由里及外(从中国国内到海外)、从华人到外族的波浪式放射状。”可以描绘为六环,即:核心环是中国大陆的北方方言区,其次是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再次是中国港澳台地区和新马地区,又次是其他海外华人社会,紧接着是韩国、日本、越南传统汉字文化圈,最后是世界各地把华语当作外语学习和使用的“辐射圈”。[xiv]这些看法都只是对汉语标准语的格局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没有把方言纳入视野,未对全球汉语进行完整的考察和系统的关联。

事实告诉我们,经过长期的历时演变和共时空间传播,汉语便逐渐形成了本土方言和标准语、域外方言和区域标准语共存的生态格局。流播全球的汉语,形式上散布各处,称谓不一,古今有异,地区有别,但实则血脉相连,是一个有机整体。客观上成为全球华人的纽带、文化认同和族群标记。这就是完整意义上的华语。华语的历时流变和共时格局可图示如下:

GVBJ9W(C0UX`Z7}JAALA}D7.png

 图中四个“华语”的基本含义如下:

  华语1:我国古代对汉语的称谓,直到民国时期也在沿用。

  华语2:流播到域外的现代汉语标准语及其变体。这就是很多学者界定的“海外华人的共同语”。

  华语3:全球华人的标准语。也就是不少学者所说的“华人的共同语”。郭熙定义为“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陆俭明、李宇明称之为“大华语”。

  华语4:全球华人共有的语言,包括其标准语和方言。

把华语界定为全球华人共有的语言,包括其标准语和方言,是笔者的基本看法。这是一种整体华语观。这种界定既可以全面反映全球华语的现实格局和历史事实,也与“华语”这一名称自古以来的基本含义相契合。

为了把华语的科学定义和现有的主要看法两项兼顾,笔者倾向于确立华语的广狭两义。狭义的华语即华语3:“全球华人的标准语”;广义的华语即华语4:“全球华人共有的语言”。狭义概念的认同,照顾了既有的表达习惯;广义概念的确立,优点在于:

(1)还原华语一个完整的概念和全面的外延,明确了全球华语的性质及各区域华语之间的关系。通过一个周延的概念,把出自一源、流播全球的华语如实地统一起来了,有利于增强各华语社区的联系和协调,避免被割裂而影响其发展。

(2)理顺了概念关系,便于称说和表述,也可避免误解。

(3)有利于改变忽视各华语社区尤其是海外华语社区方言的状况。其实,在有些华语社区(包括海外),汉语方言使用更广,应该得到关注和研究。再则,从维护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出发,也有必要重视方言。

(4)有利于对华语的整体把握和全面认识。这无论从理论研究角度看,还是从语言使用实践角度看,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5)有利于增强全球华人的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提高华人族群的凝聚力。

三、华语发展动态及整体华语观

尽管对华语的界定众说纷纭,但不同概念的华语不仅同出一源,血脉相连,而且呈现出趋同大势和互动性发展。综观近些年全球华语发展状况可以看出,正在由过去的点线流播,走向网状连通,内部的联系性更为紧密,并且正由过去的孤岛生存,渐向互动融合的方向发展。因此,无论从历史渊源、现实格局看,还是从发展趋势看,都有必要确立整体华语观,更加全面地审视华语,强化整体关照,增强认同感和凝聚力。

对于华语的趋同走势,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刁晏斌研究了中国台湾“国语”与大陆普通话趋同的表现,指出:“时至今日,在我们所见的范围内,台湾‘国语’与大陆普通话趋同的倾向和表现已经相当明显,并且在语言规范和标准的制定、工具书的编纂、科技术语的翻译,以及一般的语言使用中,都有一系列较为充分的表现。”他利用《两岸常用词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大陆特有词语有36%进入台湾,台湾特有词语进入大陆的也有34%。[xv]互渗量相当。周清海认为,自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就开始了汉语的大融合。“其中以词汇的相互吸收最为显著”。他判断说,华语“逐渐融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xvi]周明朗以“全球华语大同”和“汉语全球化”来表达华语的走势,认为有三大发展特征:“第一,全球华人大多放弃方言,转用普通话。第二,世界各国的各级学校采用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化字为华语教育的标准。第三,中国在全球建立了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所孔子课堂,大力推广国际汉语教育。”[xvii]

 促成这种新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刺激了国外的华语需求和兴趣,也提升了华语的影响力。第二,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全球华人的流动和往来更为频密,互动性增强,自然也促进了不同社区华语的融合。第三,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增强了全球华人对汉语标准语普通话的认同和习用。第四,信息化发展,尤其是网络的发展、各种自媒体和社交网站的兴起,拉近了全球华人的距离,促成了全球华人跨时空的无障碍交流,对华语起到了一定的整合作用。第五,我国的汉语国际推广,也助推了华语的趋同。

华语的趋同大势为语言研究者和规划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任务。中国作为华语的祖国和最大的华语社区,理应积极回应这项世界性的新课题,顺势而为,深化相关研究,开展力所能力的规划和协调,为促进全球华语协调发展、健康发展,积极作为,做出应有的贡献。

郭熙曾提出,中国的语言规划应该从汉语视角走向华语视角。他认为,“中国的语言规划不再只是中国内部的事务,不应该只着眼于中国的汉语使用者,而应该从全球的角度考虑汉语;不仅要看到汉语的今天,还有看到汉语的明天。中国人的语言规划不仅要为中国使用汉语的人服务,还要为全世界学习和使用汉语的人服务。”[xviii]这是颇具深刻性和前瞻性的看法,笔者深表赞同。期待有更多的深入研究,更期待相关方面在全球华语协调和规划层面,有切实可行的实践性探索。

笔者认为,目前首要的是要确立“整体华语观”。所谓整体华语观,就是要强化全球华语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观念,全面地看待华语。其要义大致有如下几点:

第一,充分重视不同社区华语的渊源,多从历史联系中去分析和解决华语的理解和使用中的各种问题;

第二,充分重视全球华语的现实整体性和联系性,多从全球华语整体视角去考察不同社区华语的异同,客观对待和正确处理差异性;

第三,充分把握华语发展的互动性和趋同性,顺应全球华语的融合发展。

整体华语观的确立,不仅有利于促进全球华语的健康发展,维护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而且也有助于增强全球华人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和凝聚力,助推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作者:赵世举,武汉大学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江苏师大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6ZDA210)阶段性成果。


[i]《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57页。

[ii]《周有光文集第9卷 语文闲谈(初编上) 语文闲谈(初编下)》,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年,第25页。

[iii] 汪惠迪:《华语特有词:新加坡社会写真》,《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iv] 张从兴:《“华人”“华语”的定义问题》,《语文建设通讯》第74期(2003)。

[v] 陆俭明:《关于建立“大华语”概念的建议》,《汉语教学学刊》2003年第一辑。

[vi] 李宇明:《华人智慧 华人情怀——序<全球华语大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16年。

[vii] 郭熙:《现代华人社会中称说“汉语”方式多样性的再考察》,《南开语言学刊》2007年第1期。

[viii] 张德鑫:《从“雅言”到“华语”——寻根探源话名号》,《汉语学习》1992年第5期。

[ix] 丁安仪、郭英剑、赵云龙:《应该怎样称呼现代中国的官方语言?——从英、汉对比看“汉语”“普通话”“国语”与“华语”等概念的使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x] 周明朗:《全球华语大同?》,《语言战略研究》2007年第1 期。

[xi]《礼记•中庸》:“子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

[xii]许慎:《说文解字•叙》。

[xiii] 吴英成:《全球华语的崛起与挑战》,原载新加坡华文研究会编《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三集》,新加坡泛太平洋出版社2003年。

[xiv] 徐杰、王惠:《现代华语概论》,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年。

[xv] 刁晏斌:《台湾“国语”词汇与大陆普通话趋同现象调查》,《中国语文》2015年第3期。

[xvi]周清海:《“大华语”的研究和发展趋势》,《汉语学报》2016年第1期。

[xvii]周明朗:《全球华语大同?》,《语言战略研究》2007年第1 期。

[xviii]郭熙:《论华语视角下的中国语言规划》,《语文研究》2006年第1期。





版权所有 © 2015 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 武汉大学振华楼文学院605室

邮编:430072 电话:027-68752425 投稿邮箱:zgyq@wh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