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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小兵:海外语言与贫困研究的进展与反思
发布日期:2019-01-23 23:19:31   点击:

来源:《语言与贫困

本文回顾了近60年来国外有关语言与贫困之间关系的研究,归纳总结了语言与贫困相关性的具体表现,从研究缘起、作用机制、社会影响、干预措施等方面,综述国外在本领域的研究成果。

 一、西方语言与贫困研究缘起与概貌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约翰逊总统发出了“向贫困宣战”(War on Poverty)的号召,随即陆续颁布了《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经济机会法》(Economic Opportunity Act)、《中小学教育法》、《双语教育法》、《平等教育机会法》(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ct)。此外联邦政府还推出了一些针对特定贫困群体的具体项目,如“领先”(Head Start)项目、“向上跃进”(Upward Bound)项目、“就业工作团”(Job Corps)等。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美国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数量显著减少。

在“向贫困宣战”运动的带动下,许多学者和一些智库开始关注语言与贫困的相关性。Frederick Williams主编了论文集《语言与贫困:同一主题多种视角》(1970)、WayneHarbert等学者编撰了《语言与贫困》(2009)一书。其它还有一些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著作,如Cobarrubias1983)、Tollefson1991)、Ferguson2006);一些社会学和经济学文献,如Bernstein1971)、Sharp等人(2012)。另外,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以及美国暑期语言学院(SIL)等智库和民间组织,都对语言与贫困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倡议不同类型的语言政策。

 二、观察语言与贫困关系的四个视角

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四个视角对语言与贫困的关系进行讨论:(一)语言能力与贫困;(二)语言地位与贫困;(三)语言权利与贫困;(四)语言多样性与贫困。

(一)语言能力与贫困

多年来,国外有众多学者对贫困儿童的语言特征(有的称为“语言缺陷”)进行描写,探讨贫困孩子语言能力欠缺的原因和对策。

语言学习环境论者认为,家庭贫困会从不同侧面影响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甚至在学龄前就已十分显著,进而影响后来其学业成功和终生发展。贫困家庭儿童语言能力之所以欠缺,是因为家庭不能为儿童早期语言习得提供质量高、数量足的语言输入,从而限制了儿童模仿的语言参照,进而导致其语言能力发展低于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儿童。

英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Bernstein1971)通过“语码理论”(codetheory)系统阐述了劳工家庭儿童与中产阶级家庭儿童在语言习得与语言使用方面的差别。

拉波夫Labov1970)的研究则判定美国黑人儿童语言能力必然低下是一种语言歧视和社会偏见。真正导致黑人群体贫困的是既存的社会制度,而不是其语言。

也有学者认为,贫困会减缓认知能力的发展,从而影响语言能力的发展,因为语言机能(language capacity)是认知能力的一部分(Duncan and Magnuson 2012)。

(二)语言地位与贫困

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语言享有不同社会地位这一角度,讨论了语言与贫困的相关性,认为某些语言群体之所以贫困,不是因为其语言能力不行,而是因为其语言社会地位低,群体被边缘化,有效获取并利用社会资源和福利的手段和途径少,结果导致贫困。

基于语言人力资本理论,Vaillancourt2009)在加拿大魁北克调查了母语既不是英语也不是法语的居民,通过多变量分析,确定在导致居民贫困诸因素中,语言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美国政府在1964年颁布了《公民权利法案》,以保证在教育、就业等方面不因语言、种族、性别等因素产生歧视,但是一些隐性的歧视仍然存在。

在一些国家,人为制造出的语言地位不平等用以为特定阶层利益服务,并成为贫困固化机制。例如De Swaan2001)指出,卢旺达独立之际,政府和社会精英垄断了法语教育,使其成为“神秘”而“雅致”的语言。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看到更多的人学习法语,因为那样会影响他们垄断职场上高级职位的机会。就这样,未能获得社会高等级语言成为了贫困的“合法”理由,语言不平等成为固化社会不平等的隐形武器。

托尔夫森(Tollefson1991)从批评语言政策的角度,分析了现代社会中基于语言的制度性约束,认为这种隐性约束导致语言少数群体无法顺利进入社会和政治制度,从而产生不平等和不公正,造成结构性贫困。

有学者从话语权层面分析了语言地位与贫困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小族之所以常常与贫困挂钩,甚至一部分人陷入贫困循环,是因为社会地位低的语言群体不仅社会资源受限,更缺乏提出社会诉求的话语权。

(三)语言权利与贫困

西方学者所谓的语言权利在本质上是指母语权利,包括母语习得和母语使用的权利。这类学者最喜欢采用的一个理据是:母语教育更有利于扫盲和职业发展,从而有助于消除贫困,并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世界宣传母语教育的重要性和优越性。教科文组织是二战之后成立的,那时在亚非拉出现了许多新独立国家,这些国家迫切需要消除殖民者宗主国语言的影响,并在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上推广国家通用语,配合扫盲运动,消除国家贫困。因此,教科文组织最初的母语教育观念,实际上是与殖民地宗主国语言相对应的本地语(vernacular),是一种潜在的国家通用语,这一母语教育观念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欢迎,也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

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追求社会正义和族群平等渐渐成了社会的主旋律。按照结构语言学的划分,一些贫困国家的语言数量动辄200300种,基于语言平等和社会公平的原则,政府需要为每一种母语印制教材、培养师资,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母语教育理念的可行性就成了问题。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Fasold1992)、Gupta1997)等。

与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母语教育权不同,世界银行支持的是语言教育权。世界银行认为,个人的生存权、工作权和发展权,与母语权一样重要。基于通用语的早期教育会产生最大的收益,对家庭最有价值。因此,要真正解决贫困问题,解决贫困的代际传承,“必须努力改变受援助者的语言”(Alsop 2005)。

(四)语言多样性与贫困

国外关于贫困与语言多样性的相关性研究,主要从国家、区域和个体三个层面展开。

就国家层面而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Nettle2000)提到的“费什曼—普尔假说”(Fishman-PoolHypothesis),即语言多样性与国家贫困之间存在正相关,并指出语言多样性之所以会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因为它阻止专业人员流动、增加管理成本、妨碍新技术传播。

就区域层面而言,苏珊娜·罗曼(Suzanne Romaine)认为,生物多样性、语言多样性与贫困三者之间存在相关性,即贫困地区通常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自然环境的生物多样性未受破坏,人类社会的语言多样性也保存较好。但是许多以脱贫为目标的开发工程和发展项目使得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破坏了当地的经济模式,迫使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导致环境和文化多样性的退化,并伴随着语言多样性的摧毁(Romaine 2009135)。井上史雄对世界各个地区的夜晚照明情况进行了考察,总结起来即在地理分布上,富裕地区语言多样性低,贫困地区语言多样性高(井上史雄2018)。

还有一些学者从个体层面讨论了贫困与语言多样性的关系,认为贫困会影响个体语言选择,造成语言转用,诱发母语人口流失,最终导致语言多样性减少。

也有少数学者论证了语言多样性的益处,认为语言多样性有其经济和文化价值,可以使社会可提供的产品数量与类型得到有效增长,有助于减少贫困发生率。有从正面的分析,如Ottaviano and Peri2005)、Taylor2013)等;也有从反面的论证,如Grin2003)等。

三、评论与反思 

下面将从语言资源、母语教育和语言多样性三个方面,对国外学者关于语言与贫困的研究进行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通过开发语言资源来减贫尚未真正实现

语言资源倡导者常常怀着良好的愿望,相信通过开发语言经济资源能够该语言的贫困群体脱贫,通过宣传语言文化资源达到保护语言多样性的目的。然而现实生活中,语言资源往往难以在语言市场上实现其价值。比如Pennycook2002)、Ricento2005)、Grin 2006)的系列研究就表明,试图通过开发小族群语言资源来完全摆脱贫困和保持语言多样性,目前还只存在于理论探讨层面,全世界真实的案例还寥寥无几。

当我们将语言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来处理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资源是需要全社会来维持的。语言资源保护的义务主体是政府,优势语言使用者需要主动分担责任。应该建立类似于政府主导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通过补贴贫困群体来保护语言多样性,采用经济上给予优惠待遇和政府投资发展边远地区社会文化事业的办法加以调节。

(二)通用语教育也是一种人权,且更有利于消除贫困

在世界许多地区,将母语权利和母语教育理想化,已经遭到许多家庭的抛弃和国家层面的软抵制。语言是平等的,但市场价值是不等的,片面强调母语教育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弱势群体对社会福利和权力结构的获取(Gupta 1997)。真正的语言权利是结果,不是条件。不能简单倡导贫困者具有使用某种语言的权利,而要倡导让人们在摆脱贫困后享有自由选择和使用某种语言的权利。

绝大多数父母关心的是孩子的教育是否成功,而不在乎是否是母语教育。况且,非母语教育不一定带来语言能力低下或教育失败的分析。

在贫困地区,学生们掌握国家通用语不但有助于接受新鲜事物,掌握科技文化,学会一门职业技能,增加就业机会,而且有利于增强他们的公民意识,促进社会凝聚力,为全民脱贫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也许可以这样说,“仓廪实而惜母语”。

(三)相对贫困是语言多样性减少的根本原因

贫困是一个相对概念,有比较才有所谓的贫困。绝对贫困不一定会改变语言多样性,只有被感知到的贫困才会真正影响语言多样性。比如不丹这个“小国寡民”的世外桃源,没有受到全球化的巨大冲击,语言多样性保存良好。

贫困之所以会导致语言多样性减少,是因为人们经过比较,发现自己身处(相对)贫困之中。穷则思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口流动性大、迁移程度高。虽然人口自由流动有助于人们摆脱贫困,但人口流动也破坏了原有的交际网络,带来母语人口流失,从而减少语言多样性。这里的决定因素并不是绝对贫困,而是相对贫困引发的人口流出。

但我们也绝对不能为了保护语言而保留贫困,更不能像通过设定自然保护区一样来圈定“语言保护区”,那是有违社会正义和伦理道德的。

传统的语言规划观常常“惜语不惜人”,仅注重语言传承和语言保护,忽视了讲话人的利益,使得语言权利保护缺乏根基。基于社区的语言规划重视社区利益,表现出对社区的真正关怀。通过研究语言问题来消除贫困在特定社区的传承,应该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学者应尽的一份社会责任。在贫困地区,更应该注重言语社区规划,倡导“以人为本”的语言规划理念,通过建设交通、医疗、教育、文化设施较为完备的新农村和小城镇,建设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社会和谐、交际网络稳定、凝聚力强的言语社区,用以维持语言生活和语言生态(方小兵2018),从而达到既消除贫困又传承语言的目的。

四、结  语

语言和贫困虽然相互关联,而且相互影响,但并不存在直接关联,更不存在因果关系。语言和贫困的相关性表现为一种概率关系,而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还应该认识到,语言并非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仅凭语言因素也不能消除贫困。应该承认的是,在致贫或脱贫的过程中,语言只是催化剂,不起决定性作用。

语言之所以与贫困相关,是因为有许多中介因素的存在。不过,这些中介因素发生的机制目前还不太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目前需要搜集大量真实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只有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语言差异是如何被那些贫困群体所体验和解释时,认识到在语言上被边缘化的贫困家庭子女如何被剥夺各种融入社会的机会时,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认清语言与贫困的复杂关系,从而制订出切实有效的语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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