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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语言生命力的不是教材而是生活
发布日期:2017-09-20 14:38:30   点击:

来源:搜狐网,2017年8月8日
  
  从2017年9月份开始,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将统一采用全新的“部编本”(由教育部直接编写)。据媒体报道:此次“部编本”教材,换掉了约40%的课文,文言文比例大幅提升。这是自白话文兴起后百余年来,语文教材中文言文所占比例最高的一次。
  对这项改革,学者陈季冰举双手赞同,甚至他还觉得改革的步子迈得不够大。陈季冰给出的理由非常有意思,中国的白话文历史太短了,出不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陈季冰评价说:“要知道,在中华民族自有文字以来的3000多年历史中,与文言文的漫长统治相比,白话文占主导地位的时间短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谓"公认的优秀作品",是必须经历过相当长时间—比方说50年以上—的大浪淘沙。”言外之意就是白话文不够格。
  陈季冰也承认,文言文走到今天,几乎已经是一种死文字了,但他相信文言文深厚的底蕴仍然能够为白话文提供丰厚的养料。这倒让我想起了欧洲的死文字拉丁文,无可否认,拉丁文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石。
  然而即便承认文言文的文化底蕴价值,不等于学习文言文需要从娃娃抓起。这是反对方的意见。学者谌旭彬认为,“语文教育的核心目的,是训练学生熟练运用时下的主流语言、文字工具(当然是白话文而非文言文),来自如、自由、自洽地自我表达。这是第一目的,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其他任何目的,接榫"传统文化"也好、培养文学才能也罢,只要出现冲突,都须为第一目的让道。”而且在谌旭彬看来,文言文有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缺乏严谨的逻辑性,而逻辑严密的论证和表述,恰恰是现代文明重要的需求,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法律条文,最忌讳的就是概念的模糊不清,而比兴与写意,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项。
  这时候你要让我站队,我恐怕做不到,因为在我看来,两种观点都有对的地方。可能我的看法有些中庸,但中庸不是采取折中的立场,更加不是和稀泥,而是认识到各种理念的冲突,并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对于教材里文言文的比例,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想当然的判断,而是切实的反馈。根据教材使用之后学生的反馈,找到那个最佳的比例,我想这比任何大道理都有意义。
  这就像语言的变迁,那其实并不是我们所能够左右的,白话文的兴起,真的就是鲁迅、胡适等少数几个人推动的结果吗?时势造英雄,他们只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我们常常发问,为什么现代中国出不了大师?其实这个问题日本人也在问,日本著名建筑大师原研哉在和高晓松对话时说,日本最近一代大师都成长于二战前后,他们是一次剧烈文明冲突的产物。而在这之后的太平年代,这样的土壤就不复存在了。回想中国的大师们,不也都诞生在清末民初吗?
  我们似乎可以找到这样的规律,但凡有语言大发展(文字语言、视觉语言等等),背后都有文明的碰撞和转型相伴随。伴随着文艺复兴,诞生了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伴随着彼得大帝脱亚入欧,诞生了普希金;伴随着美国的崛起,诞生了马克·吐温和海明威。而在魔幻的拉美,动荡的时局,搅拌着来自宗主国西班牙的文化养料和邻居美国的现代性,哺育了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而在改革初期的中国,最能反映人们精神状态的,我觉得是王朔。
  所以我想,衡量语言是否具有生命力,不必纠结它是来自远古还是异国他乡,而要看它是否能够适应现代生活的复杂性,是否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如果有,那这语言或文字就是鲜活的。 这就像伟大的作家,他的视野、他的胸襟,决定了他的格局和他作品的生命力。就像鲁迅的文字仍然可以解释当代中国,就像塞万提斯和他的《堂吉诃德》,再过多少个世纪依然不朽。 至于文言文,既然历经白话文运动而不死,我们又何必担心语文教材上的比例就能决定它的命运呢?至于学生们能否接受这诘屈聱牙的文字,他们会告诉我们的。
 
http://www.sohu.com/a/161791064_16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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