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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办法守护所有的汉字吗?一门语言的未来何去何从?
发布日期:2018-02-28 17:47:53   点击:

来源:语言学午餐,2018-02-22,作者:王顺杰

最近,一款名为《守护汉字》的HTML5小游戏在朋友圈刷屏。用户在该游戏内输入名字后,游戏会返回一个请该用户守护的罕用汉字,以及该字的释义和例句。

以“复活”罕用字为主题的活动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第二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也曾与搜狗输入法合作推出“全民焐热冰封汉字行动”。

《守护汉字》这类活动的一时走红带给了一些“过气”汉字难得的“翻红”机会。但热闹过后,我们也不禁会思考,拯救罕用字的意义是什么?语言文字未来会如何发展?我们有能力“守护”已经“过气”甚至快要消失的语言吗?

 我们需要多少汉字?

汉字的总数有多少?没人能够说的清。从电脑编码的角度看,国际通用的 Unicode 统一码和国标字符集GB 18030都各已经收录了七万余汉字,可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不少的汉字没有编码。

我们常用的汉字又有多少呢?中国大陆现行汉字标准《通用规范汉字表》一级字表收录了3500字。香港教育局《常用字字形表》收字4762个。台湾的《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收字4808个。

这些数据和《守护汉字》开场动画中的描述相一致。只是,这“而……却”的句式给我们带来一种遗憾、惋惜甚至责备的感觉:几万个汉字,一般人却只能用上三四千,我们是不是愧为炎黄子孙?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历史上不存在这么一位熟练掌握几万字的炎黄子孙,且任何语言的日常表达都不需要非常丰富的词汇量。

美国语言学家亚历山大·阿格利斯(Alexander Arguelles)是一位知名的多语者(polyglot)。他可以讲大约五十种语言。他表示,掌握2500个单词就可以让你表达几乎所有你想表达的概念,掌握5000词就可以媲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母语使用者。

英语里九成的话可以用2700个词就表达出来

《守护汉字》希望保护汉语言文化的想法值得我们称赞。但现代汉语中,我们所“守护“的汉字,或“焐热”的词汇,其实并没有办法用。除非我们每天和自己的朋友都这么聊天:“你今天好葳蕤啊。”“哪里哪里,还是您比较懋。”。

“翻红”和真正的“复活”毕竟还是不一样的。强行拾起罕用字的做法忽视了人类语言重要的自然规律:语言一刻不停地在改变、进化,以及适应使用者的需求。

 语言被人用得越来越差?你能阻止语言变化吗?

一谈到语言,不少人就开始恋旧,变得极其保守。讲英语的人总觉得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更优雅。在中文环境里,我们也时常见到有人抱怨现在人说话掺了太多“大IP”“APP”一类的字母词,损害了汉语的“纯洁性”。

香港连锁茶餐厅餐牌写普通话常用的“土豆”而非粤语常用的“薯仔”引发争议

举一个语言变化的例子:“尬聊”一个常见的网络用词,想表达的意思是“尴尬地聊天”。然而“尴尬”本是一个连绵词、就像琵琶、葡萄一样,单拆出来一个“尬”字其实是没有任何意思的。“尬X”的用法来自闽南话,“尬”的推荐写法是“较”,意思应为比拼、较量。台湾人会把赛车、斗舞说成尬车、尬舞。而这些词流行到大陆后,因为我们不理解其在闽南话中的含义,所以望文生义将其解作“尴尬”之意,后来再派生出了“尬聊”一类的词汇。

“尬舞”本是“斗舞”的意思

不过,你能说这种用法是错的吗?语文老师可以说它是错的,但是语言学家不会说它错。凡是人能用能理解的,便不是错的。语言学家的任务是要负责解释,为什么语文老师觉得它“错”了,我们却还能理解。他们在意的是人是怎么用语言的,也就是所谓描述性语法(descriptive grammar),而语文老师在意的是书上写的规范性语法(prescriptive grammar)。

世上没有错误的语言变化,但难免有的语言变化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那么,我们有可能人为地阻止语言变化吗?

我们看看法国的例子。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çaise)是法国负责规范法语的学术机构,但他们所制定的推荐性法语规范甚至时常都不被政府部门所遵守。近年来随着性别平权意识兴起,法国人发明了许多性别中立的名词。保守的法兰西学术院严肃警告这些新造词对法语来说是致命危险的,却只遭受到批评。

《语言变化》一书的作者Jean Aitchison写道,法兰西学术院规范法语的努力,基本上是浪费时间。即使他们多少规范了书面用法,也规范不到口语。人为立法制止语言变化,就像立法禁止鸽子在喷泉旁边停留一样,并不实际。

许多人能接受自然界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却接受不了语言的新陈代谢。语言一直在变并不意味着它会越变越差。它只是变得不一样了。既然没有人能抵挡语言的变化,我们不妨学着用更开放地态度拥抱它。

语言会不会死?怎么拯救语言?

语言学家应该挽救濒危语言吗?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我想引述已故著名语音学家,《语音学教程》(A Course in Phonetics)的作者彼得·赖福吉(Peter Ladefoged)的看法。

赖福吉一生最卓越的贡献之一就是赴世界各地进行田野调查,记录许多濒危语言的独特发音。他数十年来所制作的录音档今天还在被语音学学生们学习和使用。但这位致力于记录语言的语音学先驱,却不主张拯救濒危语言。

赖福吉在一次讨论中举例称,印度南方尼尔吉里丘陵里的托达人(Toda)所使用的一种达罗毗荼语言只剩不到一千名使用者。年轻人希望能继承先辈的语言,却也想成为现代化社会的一份子,而现代化的代价就是放弃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他们的语言。他说,对于语言消亡的不舍出于情感,而非理智。

赖福吉生前的最后一次田野调查还是在印度研究托达人,他在这张照片拍摄两天后于伦敦转机时离世

 他一次在肯尼亚调研正在快速消亡的达哈洛语(Dahalo)时,曾询问一位讲达哈洛语的先生他的孩子还会不会讲达哈洛语。这位语者笑着说他的孩子只会听,不会说。他们只会说斯瓦西里语(肯尼亚的官方语言)了。而这位先生并不为此感到后悔,他为自己的孩子可以去学校接受教育而感到骄傲。赖福吉最后说:“那我有什么资格说他错了呢?”

但语言死了并不等于就是失传了,只要有人肯说,它就有机会复活。希伯来语的复兴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19世纪末时,希伯来语只是宗教典礼语言,并没有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但随着犹太复国运动的发展,第一次和第二次犹太人回归,以及希伯来语学校的建立,这门古老的语言逐渐被重拾,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以色列人的母语。

希伯来语复兴的例子令我们倍感鼓舞。想到这儿,我们或许就能明白为什么赖福吉认为语言学家只要负责记录语言,而不一定要保护濒危语言。即使一种语言在当代消亡了,只要当代人留下了足够的资料,后代便有能力重拾这门语言。

满语也是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堂堂大清的国语,发展到当代仅存的母语使用者数量用一双手就能数得过来。许多满族人意识到了满语的生存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近年来东北逐渐涌现出许多满语培训班。现时,可能已有数千人能将满语作为自己的第二语言使用。也有家长尝试着对自己新出生的孩子讲满语,这样他的孩子便可以成为一位真正的满语母语者。

无论是汉字的兴衰,词语用法的改变,还是一门语言的消亡,它们都是人类语言自然的变化过程。对待语言变化,我们不需要太过紧张,也不应恼怒,而应更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些变化。

在快速全球化、现代化的当今社会,弱势语言式微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语言没有人用便会死,但是希伯来语和满语的例子也让我们看到,语言有人说就能活。对于任何语言的未来,我想我们都可以更有信心一些。

 

参考资料

Aitchison, Jean. Language change: progress or deca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Birner, Betty. “Is English Changing?”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www.linguisticsociety.org/content/english-changing

Ladefoged, Peter. “Another View of Endangered Languages.” Language, vol. 68, no. 4, 1992, pp. 80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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